“独杆子队”张宗汉

张宗汉,芮城县陌南镇石坡村人。祖籍陕西洛南,自小家境贫寒。有一年,当地遭到严重旱灾,为了一家5口人活命,父亲一担挑从洛南山逃荒落脚到石坡村,住在别人家的破窑洞里,以给人干活养家糊口。     

我送英雄遗体回祖国

这段动人心魄的回忆,让我们又感受到了那一场战争的硝烟。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今天宝贵的和平,正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家父车子谦先生往事

（一） “喝好茶,找益记”,这是上世纪40年代武汉上层社会中的一句流行语。“益记”是指我祖父车心寿创办的车益记茶庄,它曾被誉为“武汉四大名店”之一,足迹遍布武汉、广州、重庆、湖南等地,盛名享誉全国。     

晋察冀野战军转战记事（上）

主动进攻 扭转战局 1946年10月,晋察冀军区决定由我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长,耿方琦同志任副科长。我向组织和肖克司令员、罗瑞卿政委、耿飚参谋长分别提出建议,由耿方琦同志任科长,我任副科长。理由是：耿方琦同志年龄比我大,各方面比我老练。     

我就读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时期的一些情况

我出生于1914年（民国3年）,山西省雁北地区怀仁县人。自幼嗜读经史,奋发向上。从大同三中毕业后,我于1932年背负简单行李经本县金沙滩徒步南下,过山阴城搭乘马车翻过雁门关,穿越忻定盆地,行程600多华里,辗转一周后到达省城太原。原意是想考山大法政科系,因从该系毕业后出路较好,可充任法庭职务,还有较优渥之薪资,但因实无力缴纳学杂支出费用,只好放弃。     

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70多年前,在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一次偶然邂逅,彻底改变了来自西子湖畔的青年画家常书鸿的生命轨迹。为了心中那份召唤,他放弃了繁华优越的巴黎生活,来到黄沙漫天的莫高窟,更将此后60年的荣辱沉浮和恩爱情怨都留在了大漠深处的敦煌石窟中。 因为出生于敦煌而被父母取名为“嘉煌”——在57岁的常嘉煌看来,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他和敦煌的一份解不开的缘,由此他才会放弃在日本的多年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又回归了敦煌。     

我亲历了汶川大地震

我叫代必芬,是湖南省慈利县零阳镇卫生院的一名普通护士。 5月12日是护士节,在县卫生局的统一安排下,我和13名来自不同乡镇卫生院的姐妹到成都参加“医疗质量与病人安全管理”培训学习,由此亲历了强烈而惨痛的汶川大地震。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一位反恐学者眼中的新疆真相

教培中心不是西方口中的“集中营”,汉族干部不是少数民族的“监视者”,经过多年反恐怖斗争和治理,新疆已是最安全的地区之一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副院长舒洪水是一位长期关注新疆反恐问题的学者。多年来,他走遍了新疆现有14个地、州、市,采访过监狱里的暴恐案犯,参观过新疆多地的教培中心,在新疆政法委研究室挂过职,也是新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智库的领衔专家。采访中,他想用自己这些年的见闻和研究反驳那些不堪一击的谎言,并告诉人们:新疆的确是个好地方。     

保健医生眼中的平民朱德

光阴流逝,如白驹过隙。匆匆间,敬爱的朱老总离开我们已经30个年头了。在我的一生中,非常幸运的是能在朱老总身边工作了6年多,能够目睹他老人家的风采,聆听他老人家对我的教导,至今他的音容笑貌如同昨日,他的亲切教诲依然在耳。[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