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舟已过万重山——市民革：携手共迎第二春

十年浩劫,风雨同舟的朋友与中共一样经受磨难与考验,历史以沉重的笔墨注释“荣辱与共”的含Y,-o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清除极左余毒,消除余悸,抚平余痛,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武汉市的地方组织或恢复重建,或筹备创建。相比“文革”前,武汉市爱国统一战线的队伍更整齐,力量更壮大。     

春城无处不飞花——对武汉市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的回忆

十年内乱,统战对象受冲击最早,统战工作被破坏也最严重。“文革”后政协恢复初期,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全面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让全体人民同心同德,专心致志地搞建设。     

我与“江姐”的儿子彭云同学

中学六年,我有幸成为革命先烈江竹筠同志儿子彭云的同班同学,也让我更加了解了他的家庭。提到彭云的母亲江竹筠,也许年轻人会感到陌生,但提到“江姐”,在我困可算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了。江竹筠同志1920年8月20同生于四川自贡,曾就读于四川大学农学院,在此之前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6月被捕,1949年10月下旬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江姐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     

和冯玉祥将军一起离渝还都

抗战期间,山城重庆聚集了许多下江人（四川人对外省人的习惯称谓）,得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人们在狂欢、高歌了一阵子后,大小机关和各阶层的人们都在想着“复员”回家了。但出川的路太难了!除极少数人能够乘飞机、一些人乘汽车出川外,大多数人都要借助长江水运这条大通道,顺江而下,奔回阔别已久的家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国家机关事务工作——人民政协筹备会庶务处处长周子健的回忆

一 1994年11月3日,我（时任国管局综合司司长）和刘广振副局长、张国威（国管局人事司干部）三人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老前辈周子健同志。我与周老结识于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那时周老任新政协筹备会庶务处处长,我在筹备会秘书长办公室工作。周老在病房里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我具体负责《国管局大事记（1950—1995）》第一卷编写组的工作,探望之余,我们向周老征求对稿件的看法和意见。听说我们想谈稿件的事,被很多同志称为“中南海大总管”的周老马上取出稿件,和我们聊了起来。     

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

50多年之前,有这样一场战斗。它的规模并不算很大,它的战事也称不上多么惨烈,但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的辉煌军史上,却留下了值得铭记的一席之地。它就是发生在1955年1月,攻占浙江沿海岛屿一江山岛的战斗。这场战斗,解放军动员数千官兵,歼敌1000余人,解放的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之所以说此战不同凡响,是因为这是解放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海陆空三军的联合进击。对于看惯了现代战争海上封堵、空中轰炸、地面突击的人们来说,三军联合作战已经司空见惯。但是50年前,对于刚刚马上步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坦克加大炮的解放军来说,三军联合还只是他们不久前的梦想。     

“蒋家天下丁家党”——忆我的父亲丁惟汾

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台湾的飞机,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民国年间博爱县毒品的制造与贩卖

博爱县位于道清铁路的西端,交通方便,商业繁荣,民众的生活也比较宽裕。中华民国成立后,这里吸食毒品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为毒品的流人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博爱县制造毒品的村庄,主要是大辛庄;而种植大烟的村庄,则有几十个。直到博爱县解放后,上述丑恶现象才被取缔。当时,群众反映说：“旧政府禁烟,越禁越多;新政府禁烟,一禁就无。”     

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王延向本刊讲述:叶挺未能回延安成父亲的痛

王延和延安有着解不开的缘分。作为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他从小随父母在战火纷飞中辗转,随新中国一起长大。“我父亲的一生、我的一生都和中国共产党、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延安的这段特殊岁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很幸运自己亲历了这一切。”王延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年近八旬的他活跃在各地,向后辈讲述延安故事,让那一段充满战火硝烟的激情岁月化为精神力量,传承下来。     

乔榛,“中国好声音”

上海初春,天空飘起了小雨远远见到记者,乔榛从轮椅上起身,颤颤巍巍走过来,身边的人正要上前搀扶,他却摆了摆手——8次肖死神擦肩而过,半边身体瘫痪,电动轮椅成了他的日常出行工具即便身体大不如前,对配音的热爱却丝毫未减这些年,乔榛和老伴唐国妹住在上海周浦的一家养老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