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难写是精神——25年前，我回武汉投资……

在爱国统一战线中,有许多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终生的人,一直为我们所钦敬。在政协委员中,更不乏这样的志士仁人,他们为新中国,为大武汉所作的贡献也永远为我们铭记。     

我的父亲蒋百里

1938年,抗日战场烽火燎原。而在大后方,广西宜山,一位将军与世长辞。虽然此将军身死不在沙场,但是他身后的荣耀却异乎寻常,章士钊、黄炎培、邵力子等名流宿彦纷纷送上挽联、挽诗。而几年之后,他更是被国民政府以国哀之礼风光大葬。纵观民国历史,能够得此殊荣者,唯其一人。他就是蒋百里,民国最负盛名的军事战略家、陆军上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风云激荡、堪称传奇。他是文人,他和梁启超亦师亦友,和蔡锷多年同窗,和徐志摩更是交情莫逆。他做过保定军校校长,被誉为国民革命军的“智囊”,蒋纬国曾经做过他的副官,连德国的兴登堡都非常赞赏他。     

延安岁月

在延安的历史上,抗战八年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段时期。在那个时代,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怀揣着理想,历尽艰苦跋涉,前往这个西北的边陲小城,贺敬之就是这些青年当中的一位。不满16岁到延安,21岁离开这块当时的革命圣地,贺敬之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洗礼。     

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

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生前系重庆市文史馆员、政协委员。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以下是他在临终之前,首度开口,回忆这段峥嵘岁月的自述。     

忆“农民水利土专家”路银

我和被群众誉为“农民水利土专家”的路银,相识于红旗渠工程开工的1960年。 那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在悬崖上除罢险,下落到离地面六七米高的时候,一个正在搞测量的人把我叫住了：“喂,同志,你帮个忙怎么样？”我回答说：“行啊,你说吧!”“你帮我在石头上画个记号就行。”说着,他让我用绳子将一把尺子吊上去,然后根据他的指挥,用红漆在石头上画了个点儿。     

回忆先父石玉殿

我的父亲石玉殿,曾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舒、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中国的米丘林”。     

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征战纪实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空军创建了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又称543部队）,我奉命调到这个奇特而又神秘的部队工作了整整10年。10年里,我同战友们一起风餐露宿,艰苦创业,转战南北,设伏歼敌,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怀念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更难忘那些艰苦奋斗的岁月。     

回忆师父高元钧先生

我的师父是有“山东快书一代宗师”之称的曲艺大家高元钧先生。他原名高金山,1916年出生于河南省宁陵县张弓镇和庄村。师父自幼丧父,家境非常贫寒,一家九口人守着几亩盐碱薄地,饭锅里经常是清水煮野菜,偶尔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兄妹七个的衣服,根本不分性别和年龄,就那么几件破衣烂衫轮换着穿。在窘迫无助的生活环境中,生性要强的寡母和年迈多病的奶奶靠纺花织布,含辛茹苦地将他们兄妹七个养育成人。     

要是有车，他也许能多活几年——忆父亲朱光潜

朱光潜（1987-1988）,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主要学术成就在美学领域,著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和《西方美学史》等。     

给左权将军当警卫员

1937年9月,我从抗大学生队结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当通信员。有一天早晨,我们通信队40多位战士在八路军总部前的操坪里列队训练,刚站好队,只见总部副官处主任走过来,对左权将军的警卫员景伯承说：“左权参谋长没有勤务员,你就在这支队伍里挑一个吧!”景伯承仔细搜寻了一遍,突然走到我跟前,把我拉出了队伍,问我愿不愿意干,我当然只能服从组织安排,这样,我就成了左权将军贴身勤务员。那时我刚满18岁,个头高挑,又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军政素质过硬,我想能挑中自己肯定因为这些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