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群众文化现状之我见

基层群众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基础部分,并且决定当代中国文化体系的面貌和走向,是由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基层群众文化在时代的呼唤中脱颖而出,走上前台,成为中国两个文明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最核心的动力是“三个代表”的提出。“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由此开辟了有关文化价值和功能的新的阐释空间。而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也趋于共识,重视指数明显上升。文化部曾提出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条件,基层文化建设要着眼于不断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     

马克·布洛赫对西欧封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在西欧中古史领域,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马克&;#183;布洛赫的《封建社会》都堪称经典之作。在该著作中,布洛赫基于对封建制度的全面理解,突破了西方学者主流解释传统的羁绊,用宏阔的历史新视野重新审视与解读西欧封建政治史,为推动政治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美器传友谊--朝鲜漆器介绍

中国、朝鲜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朝两国更是用鲜血凝成了真挚的友谊。在与中国政府交往中,精致典雅的漆器成为友谊的使者,传递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展示了朝鲜漆艺的古老传统。1953年11月,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朝鲜首相金日成来华     

五十年代回乡复员转业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

2003年10月淮北农行友人惠赠《安徽钱币》,始见2002年1期刊出拙稿《中国人民银行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生产资助兑取现金券》。此稿有误。由于我们过去未见票券实物,误认为1954年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     

40年代的嘉峪关印象

那是1941年初,我刚刚16岁,为了避兵,我和三哥宋魁从家乡张掖流落到了西北边陲的嘉峪关。     

台湾自由经济区演化及动力机制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自由经济区在推动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战略实施与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台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经济型特区,通过不断转型升级推动了台湾的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本文通过文献归纳,总结了台湾经历的"出口加工区-科学工业园区-自由贸易港-自由经济示范区"四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从目标、政策法规、管理、产业和空间结构入手,归纳出台湾自由经济区的形成演化规律;并认为要素、产业、效益、创新、政策、市场、环境各动力因素相互作用,构成推动其演化的动力机制。本研究对完善自由经济区形成演化理论探索和国内自贸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平衡观在志书编修中的运用

平衡是工作的一种完美。人们在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功与斐然业绩,往往在总结时却常常发出“发展不平衡”的感慨和遗憾。由此可知,平衡是一种高境界、高标准、高质量的具体体现。所谓平衡,是指对立的各方面在数量或质量上相等或相抵。也就是说完美的事物,它们在数量和质量上是等同的。所谓“平衡观”,就是平衡的观念和意识。总结社会主义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志书在谋编布局、篇目结构、资料内容、文字记述上不够平衡,影响了志书的质量。原因就是其时在志书的编修中,缺乏平衡观所致。     

风情万种 欢乐海洋：第二届（厦门）大型花车巡游侧记

为庆祝海峡两岸旅游界的盛会——第八届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召开,由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厦门市旅游局组织筹划,市旅游局、文化局、经发局、思明区政府共同承办的第二届(2005年)厦门大型花车巡游2月26日闪亮登场。26部精彩纷呈的大型花车和19支魅力四射的表演方阵,分别来自厦门、漳州、泉州、武夷山、邵武及江苏扬州、     

高昌的地理、历史和文化

以交河故城为代表的高昌城镇是高昌地区或所在地域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以阿斯塔那墓地为代表的高昌墓葬及其出土文物,是全方位透视当时社会的重要标本。     

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我们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正本清源,引进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注重史料的搜集和翻译。同时,也对封建西欧的经济、政治、宗教、文艺复兴等方面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并运用本土的学术资源进行中西比较,还就某些问题展开争论。所有这些,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成就。不过,我们的研究还处在一个初始阶段,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与欧美同行的差距甚大。要使我们的研究水平显著提升,首先,必须努力克服语言关,培养能够运用原始资料来进行研究的学术群体;其次,必须全面梳理西方的相关学术史,为研究提供全面的参照;再次,还必须克服对西方史学的路径依赖,构建中国式的学术理路。唯有如此,我们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才能跻身于国际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