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其算命”：早期中國知識系統中的“數”及其性質和意義

早期中國和古希臘一樣,都具有“數爲萬物之原”的觀念。此一觀念所基於的“數”及其具體内容早已不是原始文化的數字崇拜,也不屬於密契式的領悟,而是對度量衡及具體計算、樂律學、占卜和天文曆法中發展出來的“數”及數學知識,進一步加以總結而得到的抽象認識。“數”作爲知識系統的核心,是早期中國關聯式宇宙論、自然宇宙論及各種形而上學思想的重要基礎。思想史研究如果忽略對知識史的探討,不僅易流於空疏,而且會發生謬誤。     

印度无产阶级为统一行动而斗争(1934——1939年)

1934——1939年这一时期在印度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加深了印度工人阶级因国家的殖民地地位而引起的本来已极为艰难的生活条件。危机结果,印度工人阶级的工资降低了25-5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特别是由于1937年新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工资的下降仍在继续着。大战前夜,熟练工人的月工资不超过27盧比。1938年,非熟练工人每月仅得到7至20盧比。礦井和种植园的工资尤低。1938年,支哈里流域礦工的月工资不超过19盧比,而种植园工     

甘地在印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

从印度发生的巨大变化中看印度国民大会和M·K·甘地在印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这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在苏维埃印度学中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正确、片面,因此必须重新考慮我们以前的观点。战后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的事件表明,在我们的印度学者中所流行的对印度的历史性的变化的评价是错误的。这种评价首先是由于缩小了国民大会领导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所达到的成就,1952年以前的苏维埃刊物中以下述论断占着优势,即:由于英国政府和印度主要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妥协的结果,印度于1947年獲得了自治领的权利,被分裂为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而英国保留了在印度的重要经济阵地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印度只是英国的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而已。说印度所獲得的地位只徒具形式。这种论断是不正确的。说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和英帝国主义者完全妥协,它和帝国主义之间已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严重的矛盾,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西安事变的片断囘憶

今年十二月十二日是西安事变整整二十週年,我把当年經歷的和見聞記憶所及的,敘述出來,作为史料的補篇,我相信我所記憶的見聞都是真实的,在过去我手中存过一些当時所發散的通电和傅單,及張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的一些講演小册子,惜乎年月較久,多半在抗战中生活不定而遗失,所以这些回憶事情尽管是真实的,个別的地方也还可能     

敦煌石窟勘察報告

一、自然環境對洞窟的影響概況莫高窟在敦煌縣城東南四十五里鳴沙山下。窟前的平地較敦煌城高出二百公尺,所以從敦煌南門直向東南是一個平緩的坡地,坡地的東南端東與三危山、西與鳴沙山相銜接,自兩山間流出的大泉把這坡地劃成了一道深而寬的河床,河床西側是距地平約四十公尺高的直立崖面。自四世紀初至十三世紀,在這崖面上創造了數百個洞窟,它們佔據了全長約一千六百公尺的崖面,這崖面可分為南北兩區,南區總長約一千公尺,共有四百六十餘洞窟,便是我們熟知的敦煌藝術寶     

中國印本書籍發展簡史

(一) 未有雕版以前的寫本誰都知道,最早發明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是我們偉大的祖國的古代勞動人民。自有文字以來,中國人民就在尋找記錄文字的工具,並在改進這一工具上不斷地努力。離今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的史官,曾採集龜甲和獸骨,用銳器來鏤刻占卜後的卜辭,和其他的記錄。這些甲骨安置在政府檔案庫裏,因爲容易保存,所以貴族和統治階級都樂於利用牠。這就是一八九九年以來安陽小屯、侯家莊等地出土的甲骨文字。     

“三皇”與三皇時代考論

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烈山氏)本爲中國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先後興起的三個氏族或聚落之稱,也用以指這三個氏族或聚落的傑出首領和所代表的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在《周書》、《國語》、《左傳》、《六韜》、《管子》、《易·繫辭》、《尸子》、《商君書》、《慎子》、《世本》等十多種先秦典籍中俱有反映,非如有些學者所説爲秦漢間人所編造;"三皇"見於《周禮》、《六韜》、《莊子》、《文子》、《列子》等書,亦非如有些學者所説最早見於《吕氏春秋》。"皇"字見於甲骨文,本義是指一種上面插着羽毛的冠,舜時祭祀所用,原應爲五帝之前氏族、聚落首領所戴,故春秋戰國間人用來指稱遠古三個時期中傑出的首領。餘杭反山玉器上戴羽冠的人像應是"三皇"時代某一氏族或聚落首領的圖像。商周銅鼎上作爲主題圖案的人像同此。     

河南濟源留村發現古遺址

濟源城東北三十五里,沁河北岸的留村、村東南的南(?)、村西南的西漕窩和沁河對岸的潭坡,今年九月中曾在以上等地區採得石斧、石刀、石鏃、鑿孔石器、蚌殼、穿孔骨針     

古刻名钞待访记

最近两个世紀以来,由于苏州派藏書家和各地藏書家的努力收集,很多古代刻本抄本書笈,被重新发現。同时由于內閣大庫被打开。不少宋元蝶装旧本,重見天日。全国解放以后,这些書籍絕大多数巳由国家保存,分别庋藏在北京图書館、北京大学图書館、上海图書綰、南京图書館和其他各地图書館内。但也有一些古代的重要文献資料,在多年以前就已下落不明,現在就記忆所及,择要条記于后,以供文物工作者在进行文物普查、复查时参考。唐人九經单疏和宋人尔雅、諭語、孝經三經单疏,北宋刻本早已亡失,南宋重刻本传世仅有周易、尔雅单疏和公羊单疏残本七卷。此外,尚書单     

明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所收詞考論——兼論東坡詞現代通行文本的來源與形成

明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源出南宋孝宗朝的初編本,所收四卷詞有着與傅幹《注坡詞》、曾慥編刻本《東坡詞》及元延祐刊本《東坡樂府》不同的宋代文獻來源,使得外集本東坡詞存在較多的獨有篇目及有價值的異文。儘管外集本題序注跋存在嚴重的不同時期編者的增補删改痕迹重疊,但依然能够察見東坡詞在流傳早期的文本形態。特别是源於蘇軾手迹的跋文,更是東坡詞題序的最初樣貌。在外集整體的繫年追求下,外集本所收詞也呈現出了繫年編次的形態,反映着南宋人對東坡詞繫年的認識,是現存最早的東坡詞編年本。明人焦竑曾從明宫秘閣抄出外集,據此爲秘閣舊藏《東坡先生詩餘》補1,經茅維、毛晉相繼重編校刻後,大部分獨見於外集本的詞作逐漸得到認同,成爲可靠的東坡詞。於是外集本不僅淵源甚早,還是東坡詞現代通行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當獲得更充分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