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区出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青铜器矿料来源和产地研究,是青铜时代至关重要的考古问题,也是考古的重点和难点之一.通过比较青铜器样品和矿床的Pb同位素分析数据,可以进行青铜金属原料来源的产地研究.为此,本工作利用MAT262固态离子源型质谱仪对重庆地区云阳李家坝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万州大坪墓群,开县余家坝遗址东周时期巴地青铜器的铅同位素进行了测定和比值研究.结果显示其中合金中铅都为普通铅,而非放射性成因铅.实验数据反映出206Pb/204 Pb比值分布在17.4630 ～ 18.6960,207 Pb/204 Pb比值分布在15.5573 ～ 15.8490,208 pb/204 Pb比值分布在36.7828 ～39.3869,除了两个数据外,大部分器物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几乎重叠,显示了稳定铅源的存在.此外,这批数据与滇川黔铅锌多金属成矿区的底苏和大梁子矿床数据分布范围相近,局部重合,表明其铅料来源与这一地区有着一定的关系.实验结果反映了重庆地区东周青铜器群在铅料来源上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说明了巴人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建立了独立的青铜冶铸业,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南京发现的孙吴釉下彩绘瓷器及其相关问题

2002～2004年,南京城南秦淮河南岸以及大行宫地区的3个地点,先后出土一批六朝釉下彩绘瓷器。这是继1983年南京长岗村5号墓之后同类瓷器的一次重大发现。根据这批瓷器的行制、装饰特点,以及出土层位、伴出遗物等判断,其烧制时代应为孙吴后期。这批瓷器无论胎釉还是制作工艺都比同时期的一般青瓷器精致,装饰也更华丽,可能主要是为孙吴宫廷专门烧制的高级H用瓷器。     

近二十年来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

近二十年来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平均发文量还比较低,文摘率也普遍偏低。其主要原因是全力研究《三国志》的专家还非常少。研究水平的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生活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研究成果的分布极不均匀,缺少整体布局。今后的三国志研究任重道远,在史料整理和专题研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大漠魂——献给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英雄们

在祖国雄伟的西北高原,有一座小小的城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清华大学

1928-1937年,清华大学经历了近1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有人称为“黄金十年”。1937-1946年,清华大学辗转南迁长沙、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联合三校俊彦创造战时高等教育奇迹。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清华大学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转折关头。     

四川剑阁鹤鸣山道教摩崖造像

剑阁自古是川北门户,而位于城东的鹤鸣山唐代道教造像更是四川道教造像中之精品,它有两大特点：一是题材独特,二是被用作为修炼的场所,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祈福功效。“长生保命天尊”造像系全国道教造像中的孤例;早期的道教修炼图也堪称罕见。从艺术上看它又与位居蜀中腹地的安岳玄妙观唐代道教造像一样,继承了北齐北周以来石窟造像形态向大型化发展的总趋势,具备圆润、丰满、华丽的基本特征。     

汪伪政权之怪现象

1940年初,日本内阁为了抵销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1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汪记新“国民政府”一成立,蒋某人就没有位     

台湾四库学论著目录(三)

(五)影印出版 四库善本丛书馆.四库善本丛书初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60-1963(65种,118函线装508册) 方鹏程.四库全书历尽沧桑--蒋复璁谈播迁与筹印.中央日报,1968年12月4日第4版.     

罗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器锈蚀研究与清洗保护

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普光乡的中河西岸,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1999年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发现遗址内化堆积十分丰富,化层厚度达2．75米,地层分为11层,出土有新石器时代、商周、春秋、战国、汉代的遗迹遗物。遗址保存完整,是一处典型的巴化遗址,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2003年3月至7月,四川省物考古研究所对罗家坝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出土了300余件珍贵、精美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物,其类型包括：礼器、容器、兵器、工具和装饰品等。这些青铜物为研究西南地区巴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化、生活、民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和艺术价值。这批器物出土时表面粘附厚厚的泥土,泥土里层是酥松的（绿蓝）色锈或土锈混合层,器物表面纹饰基本被遮盖,严重影响到考古绘图、考古研究和物本身的保护。为此,国家物局拔专项研究资金对这批青铜器进行了清洗保护。[第一段]     

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风波

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倡导乡村建设,掀起了一场复兴农村运动。这期间发生了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