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太阳神祭歌在呼唤 秘鲁库斯科

就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建成2000多年后，11世纪初期，印加帝国兴起，皇帝曼科卡巴克主持兴建了库斯科，科里坎查太阳神庙便开始接受无数人的朝拜与祈福。直到今天，每年的冬至日，太阳运行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     

以心灵自由疾行

这群人衷心渴望着能够在这次巴塔哥尼亚之旅中体会到“更高、更快、更远”之外的东西。自由登山滑雪将是他们的首选，这项运动可以满足他们灵魂深处的终极欲望。     

公元800年前的中亚东部货币研究

“丝绸之路”这个词是由19世纪的德国学者Baron von Richthofen（1878,454）创造的,用来描述古老东方和西方帝国之间的陆路贸易网络。这个抽象的、富有吸引力的概念方便地涵盖了复杂的政治权威、军事边界、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三)简

1906年8月11日 我们离开了奥什。由于沙漠旅行队（马队）队员的迟到，我们不能再想一直到达兰干了。沙漠旅行队于中午出发，我们自己于下午2点半钟出发。我们一直到奥什城，均由赛义德·汗尼的代理人护送。     

穆斯林的流动与中国新移民——马来西亚回族流动个案研究

论文分不同时期阐述了中国穆斯林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通过实证调研数据突出了穆斯林跨国流动与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对"侨乡"流动模式和"回族"流动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有关华人移民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地理(侨乡移民)或阶级(苦力、企业家或学生移民)方面。这些研究隐含一个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假设,即中国的移民都是汉族,少数民族被封闭在偏远的边疆地区,因而是不流动的。但研究显示,自1978年起,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无论是在跨境迁移——这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尤为突出,还是在远程的跨国迁移——在回族中尤其明显,都具有异常高的流动性。回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生活穿梭于中国民族国家和跨国穆斯林世界之间。宗教在回族穆斯林流动决策和流动模式中有重要作用。     

2011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

2011年度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成果超过了180篇。其中,包括《东亚海域丛书》两本著作在内,有关对外关系、海域社会的成果很多。在其他领域,通过对于新出史料与基夺史料的研究与重新解读,提出新的历史像的力作也不断涌现。下面分类加以说明。     

中世纪欧洲，有钱人才洗澡

从中世纪开始,许多人都认为洗澡是不健康的行为,会带来疾病。有人甚至认为,洗澡是一种罪。17世纪的欧洲人对个人卫生并不怎么在意,他们很少洗澡;要洗也是那些最有钱的人才洗。这些富人使用木制或铜制的澡盆,澡盆前生一堆火;洗澡水在厨房烧热再由仆人装进桶里带上楼。     

时间、在场与历史非正义北大核心CSSCI

过去是遥远或不在场的(且因此是不可逆转的),这种观念历来支配着历史与正义之间的关系。这种含混不清的本体论状况,使得我们难以把时常感受到的"记住的责任"或"公正对待过去"的义务,置于过去本身之中;正因如此,为了支持一种以现在为目的的伦理学,从尼采到基斯·詹金斯的哲学家们反驳那种对历史的"痴迷"。其结果是,历史学有助于寻求正义的能力往往显得非常有限,甚至荡然无存。在历史写作中引入"在场"范式,能够潜在地转变这种历史与正义之间的关系。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以如下方式来构想"在场"范式:它既要从根本上批判在场与不在场的形而上学二分法,也要批判作为这种二分法之根基的时间概念(时间知识学,chronosophy)。只有当在场和不在场不再被视作截然对立时,"在场"范式才具有解放性和生产性。本文第一部分将比较笔者称之为"司法的时间"与"历史的时间"这两个概念,从而详细阐述在场/不在场的二分法对于正义概念的影响。第二部分所重点考察的是,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时间知识学的某些方面如何强化了在场/不在场的二分法,从而阻碍着我们彻底探索那种含混不清且往往成问题的过去之在场。整篇文章将参考近些年来真相委员会的现象和转型正义的语境,来谈论某些对"在场"范式的挑战。     

犹太大屠杀、种族屠杀与南京大屠杀的潜在比较研究思路

种族屠杀研究与犹太大屠杀研究是两个深度交织在一起的学科,犹太大屠杀研究深刻影响了种族屠杀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演进。近年来,新一代研究者开始以多样化的角度重新审视种族屠杀问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与历史上的其他种族灭绝事件进行比较有多种可能的途径,未来的研究将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法来建立南京大屠杀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大规模暴力...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