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交图》

谢孝思,字仲谋,1905年生于贵阳市。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系,师从汪采白、吕风子。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是我国当代著名书画家。     

民权运动之前奏:杜鲁门当政时期的黑人民权问题

杜鲁门当政时期的民权问题在民权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是1950—1960年代民权运动高涨的前奏。战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国内社会力量的整合,黑人政治力量的崛起以及杜鲁门出人意料的个人作用,使黑人民权问题从社会边缘性问题成为全国性重大问题,并具有重大国际影响。总统民权委员会的建立,总统民权咨文的出台,武装力量和联邦政府行政部门中种族隔离的取消,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第一次。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和法院的民权立场发生重大变化,成为黑人民权事业的支持者。     

美国南部白人社会对战后初期民权问题挑战的回应及其影响

二战结束后,美国南部社会在民权问题上面临空前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南部白人利用一切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来阻止种族关系的变革。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南部白人无论是采取种族暴力,还是政党分离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迫使联邦政府改变了自重建结束以来不干预南部种族事务的传统,转而支持黑人民权的发展。面对最高法院在民权问题上有利于黑人诉求的判决,南部白人社会被迫推动“学校教育平等化”运动。这反过来刺激了黑人以及民权组织进行推翻“隔离但平等”原则判决的斗争。南部白人社会对战后民权问题挑战的回应不仅影响到了民权运动的起源,而且也影响到了民权运动的发展。     

二战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

二战期间,为“四大自由”而战成为美国参战的官方目的。这使得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虽然二战没有改变黑人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边缘地位,但二战反法西斯的战争性质以及战时经济的发展为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创造了更好的空间。二战冲击了白人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的控制,促进了黑人民权组织的发展,激发了黑人争取民权的战斗精神。     

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

本文对饶宗颐有关史学正统论研究的意义、方法、依据、学术创新以及个人在正统观上的理念作了全面的探讨,对饶氏提出五德终始说“实当起于子思”而非邹衍等全新见解作了揭示,并钩稽了掩藏于考证形式之下饶氏对于正统观的态度和理念,发现他赞同方孝孺一派“重正不重统”,以道德、正义为标准的正统观念,其目的在于籍此构建一种永恒的道德——正义的历史评判机制。另一方面,本文也指出饶氏在对待正统观的态度上过于强调华夷之辨,有时也不免模糊了其自身确定的价值取向。     

汇聚各方面积极性开创史志工作新局面

佛冈县地处广东省中部,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县,现有人口31万。县委、县政府于2001年12月机构改革时将原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志办合并组建为佛冈县史志办公室,是县委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编制5人,聘请人员6人。     

枣花之恋

又到了枣花盛开的季节。枣花开在初夏,米粒大小,色白微馨。比之牡丹、月季的富丽,玫瑰、米兰的芳香,枣花几乎算不得花,只是一种果蕾。即便如此,枣花并不自卑,仍是浓烈、繁茂地开着。３０多年前,并不爱花的我,却对枣花产生了一种深挚的感情。枣树耐干旱,大多在瘠薄荒漠的土壤上生长。５０年代中期,在我就读的西北师范学院,广阔的校园里有一片枣树林。学校所在的十里店,是兰州市郊的果菜区,干旱的山丘上枣树很多。当时,学校只有很少几栋楼房,学生全住在干打垒的土平房里,食堂、书亭、商店也全是平房。学习生活条件都较差,但教师、学生的教学热情都很高。学校就像荒漠上的枣林,不畏艰苦,蓬勃生长,充满生机。枣树生命力强,不但能在干旱地带扎根,而且能结出累累果实。要求少,贡献多,很有点奉献精神。这犹如教师的职业。大概出于这种对枣实、枣树的认识,我对枣花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恋情。一天,同班几位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在枣林漫步,由国花、市花谈到校花,我提出把枣花当作校花,得到一致赞同。虽然未进行全校公决,也未载入校史,以花喻志,以花达情,枣花深深印进我们这群莘莘学子的心灵。１９５６年,国家第一次发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动员在职干部、现役军人报考大学,...     

影响近代云南历史发展的一组人物关系（上）

在研究云南近代地方历史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这就是若干头面人物之间的关系,对近代云南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例举蔡锷与李根源、蔡锷与朱德、李根源与朱德、蔡锷与唐继尧、唐继尧与龙云、朱德与龙云、龙云与卢汉之关系,依次阐述这一问题,以为历史之借鉴。     

《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

<清实录>修纂先据档案等原始史料编成稿本(底本),然后缮成正本(小黄绫本)呈审,再据呈审本缮成各定本(皇史宬尊藏本、盛京崇谟阁尊藏本、乾清宫御览小红绫本、内阁实录库副本以及国史馆缮写副本).在满、汉、蒙古文诸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是先据满文档案纂成满文本实录,然后再译成汉文本实录,最后再据汉文本译成蒙古文本实录,但康熙以后的史料大都来自汉档和汉籍,史臣亦日渐丧失精通满文和蒙古文的能力,因此从雍正所修<清圣祖实录>始,满、汉文本之间的纂修顺序颠倒了过来,即先据汉文档案纂成汉文本实录,然后再分别译成满文本实录和蒙古文实录.这一改变,反映了汉文作为清帝国共同语言地位的确立以及清朝汉化进程的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