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口西周墓地M6043出土釉砂珠饰的科学分析研究

本文对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M6043出土的12件珠饰样品进行了显微结构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研究显示:12枚珠饰均为釉砂制品,其成型工艺皆为在木质芯撑上直接塑形且使用了风干施釉法,其中表面有釉层的7件又使用了包埋施釉工艺。其K2O含量高于Na2O的助溶剂特征及以Cu作为着色剂的特征显示了这些釉砂皆为中国本土自制。本文为研究西周时期釉砂制作技术体系提供了新材料。     

晋侯墓地研究述评（下）

三、晋侯墓地的器用制度 1．青铜器、玉器、瓷器、陶器等器物及组合研究李学勤介绍了一件古越阁收藏的晋公戈,认为是公元前837年晋螯侯物。朱启新报道了上海博物馆购回的冒鼎。李学勤认为北赵晋国墓地的青铜器序列为西周中晚期中原一带青铜器树立了标尺。     

中国上古移民与文化的传播

在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中,传播论学派的理论曾流行一时,无论其当时的作用有多大,局限性又有多大,或对化的解释过于极端化而造成被抨击的局面有多尴尬,那都是历史。事实上传播论学派发明出的很多有益的理论与方法至今仍为人们所应用且影响巨大,今天人们在理解和阐释古代化现象时仍常提及。     

《左传》·考古札记八则

一、庄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晋侯墓地研究述评（上）

晋侯墓地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被盗发现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后改称文博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先后进行了六次,对整个墓地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李伯谦指出：“晋侯墓地1992～2000年共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大河口西周墓地M5010出土锻造铜饰的技术特征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对大河口西周墓地M5010出土8件铜马胄饰片进行工艺和材质分析,结果显示饰片厚度在0.2～0.3毫米之间,金相组织为典型的等轴晶、孪晶组织,铅颗粒均匀弥散分布,可见拉长变形并沿加工方向排列的硫化物夹杂和滑移带;材质为铅锡青铜,含锡5.1%～7.8%、铅3.0%～10.8%。饰片的加工过程主要包括锤揲制作铜片、模印出主体纹饰条带、錾压刻画细部纹饰、裁切镂空,以及冲压铆孔和铜片穿系修补等。基于此,本文指出商周时期锻制工艺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与金器、车马装饰品的出现和流行可能存在一定联系,东周时锻造制品的工艺和材质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楚公逆”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新探

山西绛县横水M2055新发现一件“楚公逆”人面纹短剑,与宋代嘉鱼县、北赵晋侯墓地M64出土“楚公逆”钟的作器者相同。在重新梳理相关材料后,本文认为横水M2055的年代及“楚公逆”钟、“楚公”钟形制、纹饰、铭文特点反映的年代均在西周夷王、厉王时期。结合古文字、文献及铭文内容,本文推测“楚公逆”及“楚公”分别为楚君熊渠和楚君熊挚。这与学界对“楚公逆”为宣王时期楚君熊咢的认识不同。     

西部考古散记之一：吉县——永远的朴实

近年来,随着世界考古学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行区域考古调查成为一种有效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在我国也仅仅属于开始应用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甚突出。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物保护这一紧迫的任务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最叫人担心的倒不是物保护力量的不足,而是物埋藏的家底不清。国家物局专家组专家张忠培先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急迫的问题,他站在学术前沿提出了西部考古的战略性大课题,即黄河中游河套地区涉及到内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和陕西中北部等区域的考古与物保护问题,在继往开来的世纪之交,     

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不为人知的倗国——等级分明的墓地

就在对1、2号墓发掘的时间里,一个更大的计划也在逐步展开。为了彻底了解墓地的分布范围,进一步减少盗掘带来的损失,我们对整个墓地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基本确定了墓地范围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总面积约30000平方米,现存墓葬300余座。     

天马—曲村墓地用鼎簋礼的考察

<正>天马—曲村墓地包含两个墓地,一个是北赵的晋侯墓地[2],一个是曲村北的曲村墓地[3]。在这两个墓地发现了大量的贵族墓葬,大多数保存完整,晋侯墓地有8座墓葬被盗,曲村墓地发表的青铜礼器墓葬均未被盗,在客观上为考察鼎簋使用礼提供了条件。我们知道在西周时期,用鼎簋数量的多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