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志记载生产队的现状分析及思考——以上海若干部村志为探讨中心

生产队是原人民公社下属生产大队的基本成员单位,是有建制的实体单位、自负盈亏的基本核算单位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村志记载生产队各类内容是其职责,也是保存社会基层基础资料的最佳载体。但上海部分已出版村志普遍存在不记载或少记载生产队的情况,致使生产队重要内容遗漏,主要经济数据缺失,不能反映村内主要事件和历史进程,也必然会导致村志史料价值降低,存史功能弱化。上海村志编纂要以《上海市乡镇街道村志及专业志编纂规划(2017—2025)》为指导,要详区县志所略,记载重大事件、保存经济资料、记录城镇化进程,处理好生产队和自然村、村民小组、村办企业的关系,为历史留下更多的农村社会最基层资料。     

郑板桥所交期门子弟丛考

本从大量的古籍献中搜寻出相关字资料,重点考证了郑板桥所交期门子弟的生平事迹和在化艺术领域的杰出成就。     

左撇子的孩子错了吗

刚来幼儿园,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用左手涂色,一个上午,她几乎都在用左手处理事情。午饭时间到了,她依然用左手拿勺子,我走到她     

汪曾祺与文坛后辈萌娘的忘年交

<正>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家,也是一位慈爱亲和的长辈,他多次发掘、提携文坛后辈,并与他们结成忘年之交,萌娘就是其中之一。结缘《秋天的钟》汪曾祺认识萌娘缘于她写的散文《秋天的钟》。那年,汪曾祺已过了70岁,萌娘年龄正好是汪曾祺的一半——35岁。《秋天的钟》发表于1991年七、八月合刊《人民文学》,汪曾祺看到后,特别赞赏,并且热情地向别人推荐,说她的文章“好像是闷热的天气里吹来一阵小凉风”。     

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东北电影制片厂

正谈到人民电影事业的初期阶段,就会提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它被誉为新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摇篮。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宣告成立,袁牧之出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支部书记并主管艺术创作,钱筱璋任技术责任人。     

试析县志中土地证记载错误——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

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根据不同土地性质,政府发给农户的土地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两种。20世纪80年代首轮所修县志没有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和土地证,对土地证的种类和颁发对象记载或缺失遗漏,或都有错误。本文仅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试析其错误情况及原因。     

康生诬陷彭真的所谓“二月兵变”

1966年5月,我（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被任命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任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康生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我认为康生在讲这话时,他自己也知道并无根据,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需要,     

章诒和 山雨过后，总是凄凉调

1970年,章诒和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20年。 “监狱里蹲了10年,从28岁到38岁。出狱后噩梦十载。白天奔波劳碌,夜晚被人追逐残害。梦中惊魂不定,醒后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药也是无效。”     

长沙窑铜红釉上彩的显微分析

长沙窑创烧于唐代,是隋唐时期外销瓷的大宗。已有研究认为,长沙窑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有两大突出贡献,其中之一便是最早在中国制瓷史上运用铜作呈色剂在高温中成功烧制出红釉和红彩等彩瓷。本文选取长沙窑铜红彩器作为研究对象,利用X荧光光谱分析、反射光谱、岩相分析和扫描电镜等手段对该样品釉彩部分进行了成分和显微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该样品是一件乳浊釉上施红彩的釉上彩器,釉面的乳浊效果由大颗粒分相和析晶导致的米氏散射而造成。     

从方志、档案记载看承载历史沧桑的自留地——以上海闵行区褚家塘生产队为例

自留地是中国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时期的产物,自1956年出现至今,自留地政策仍在施行。但它出现不久就遭曲折和反复,几十年中"三分三收"。每次反复,都同当时的政策导向、政治气候、经济形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