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

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约5500—4000年间。中国古代国家经历 "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而不是 "古国—方国—帝国"或 "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大体相当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澧阳平原经历约2000多年的社会复杂化历程,距今约5500年步入邦国阶段。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的地区性国家,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时间大致为前2500—前2000年;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开始向方国迈进,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孕育了三苗方国。"多元一体"的 "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 "一体"则为王国文明的一体。     

《小二黑结婚》发表一波三折

《小二黑结婚》是现代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青年农民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通俗小说,最初几乎胎死腹中.那么,《小二黑结婚》后来是怎样发表的呢?     

幼儿双语教育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正>幼儿时期大脑的发展、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语言学习方式的优势等条件使双语教育成为可能。本文针对幼儿双语教育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一、幼儿双语教育的可行性（一）自身发展的内部条件首先，双语教育能够促进幼儿大脑发育。脑科学揭示大脑内神经发展的过程，3岁儿童在接受外界刺激后，神经联结数是成人的两倍。研究证明，后天的经验尤其是婴幼儿期对神经网络、神经元的选择和消除具有决定性作用。成人如果在这时用双语教育的外界环境对幼儿加以刺激，会促进其脑神经的发展，     

黑龙江少数民族语族名和地名的原意

因为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所以一些用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族名和地名音译成汉语后,就反映不出原意.现把在龙江大地居住的少数民族的族名和用少数民族语命名的一些地名的原意实录如下,供读者备忘.     

龙江大地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曾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1968年版,第三卷,第999页)为了激励人们前赴后继,现把龙江大地一些以著名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地方简介如下.     

和三伯袁家骝在一起的日子——谨以此文纪念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袁家骝先生逝世三周年

项城祖籍之旅1986年9月,我受领导指派,带人在广东珠海拱北核对一澳门商人到周口投资办厂事宜时,突接电话让我速回。回到周口,被告知袁家骝要回河南项城老家探亲,让我全程陪同。袁家骝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儿子。在袁克文的四个儿子中,他排行第三,我称他“三伯”。他生于1912年4     

古埃及人的民族意识和观念

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开罗召开关于古埃及居民的研讨大会,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就古埃及居民的种族、人口、语言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尽管各家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但是与会学者有一个共识：古埃及人不属于同一个种族,南方古埃及人的皮肤要黑一些,北方古埃及人的皮肤要白一些。的确,在埃及文明的辉煌时期——法老埃及时期,埃及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先后有亚洲人、努比亚人（Nubian）、利比亚人、希伯来人到达埃及。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社会里,古埃及人是如何认同于本民族的？是如何看待其他民族的？又是怎样将本民族与他民族区分开来的？     

川西高原上的《格萨尔》说唱艺人

川西高原与西藏自治区隔江相望,并接壤青海、云南等省,是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藏族人口126．9万人,主要分布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以及绵阳市的平武县、北川县,雅安市的石棉县、汉源县,凉山州的盐源、冕宁、西昌、越西、甘洛等县。美丽富饶的土地能够生长英雄,也能生长说唱英雄故事的奇人。     

论清末江苏士绅参政——以江苏谘议局之筹备设立为例

现代意义的政治参与滥觞于清末谘议局.江苏士绅在江苏谘议局筹备中"处处导官之先路",从调查造册到初、复选举,均按法定程序完成,基本具备现代民主选举的初步形式.江苏士绅的参政程度受年龄、教育、出身和地域等诸多因素影响.     

汉口租界与《汉口租界志》

提起汉口租界,人们就会想到那一幢幢欧式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尽管昔日租界里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可那段历史,我们不应忘怀。在武汉市人民政府的主持下,经过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及一批史学专家的努力,一部图并茂的《汉口租界志》已正式出版。《汉口租界志》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近现代史专家袁继成教授主编、主笔。袁继成教授认为,租界对中国人来说,是耻辱的标志。但在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它也向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介绍西方明的窗口,提供了中西明、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平台;租界里的外国洋行、银行、轮船公司在掠夺中国资本的同时,相应也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租界内的与近代商业、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市政设施,成了旧中国城市建设的榜样;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利用中国反动统治权力难以鞭及的“国中之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这些虽不是当初帝国主义建立租界的本意,但它对中国近代所产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所说,我们对租界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味批判和全盘否定的层面上,而应该客观、科学、历史、辩证地深入研究,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