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记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首都著名的艺术家和3000多名群众演员,以恢宏的气势、历史的角度,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歌颂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精神风貌。     

室利佛逝及沉船出水的密宗法器

(一)沉船出水物件中,佛教有关的器物占相当比重,质料有陶、瓷、金、银、铜、铁、锡、玻璃以及天然素材等,其中几件铜铸密宗法器,锡杖、金刚杵、法铃、供养天女等,造形优美,制作精细。据打捞公司的潜水员称,发现锡杖[图一,图二]之地点有一堆白骨,他们臆测是属于一位持锡杖的僧人,但沉船的业主否认此说,他称整条船只只有兽类,并无任何人类的骨骼。     

清东陵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市昌瑞山南麓、界于北京、天津、唐山、承德、秦皇岛之间,西距北京125公里,南距天津150公里,东南距唐山100公里,北距承德100公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整、布局最得体的清代皇家陵墓建筑群。占地80平方公里的15座陵寝中,长眠着161位帝、后、妃及皇子公主们。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前后

在旧中国电影史上,没有哪一部影片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它一经放映便成为当时最叫好、最卖座的影片,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观众对这部影片的热情也不减当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如何拍摄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诞生记

提起电影《闪闪的红星》,凡是看过的人.眼前都会浮现出一个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少年潘冬子形象来.潘冬子的勇敢.机智不仅使他成为当时青少年学习的榜样.直到今天.仍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面旗帜。那么,《闪闪的红星》是怎样诞生的?潘冬子又是怎样走上银幕的呢? 1961年春的一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李小文找到自学成才的部队作家李心田.请他为孩子们写一本书.李心田此前已写过一部小说《两个小八路》,此时,他正准备再写一部反映革命后代成长的作品.少儿出版社的约稿可谓恰逢其时.     

潼城村的变迁

<正>潼城,古已有之,2000多年前,“秦置僮县（今潼城村）,属临淮郡。历经数千年沧桑巨变,到清朝潼城已由郡县变成了村落,仅有东西二堡。现城郭为南北走向百米长的土坡,依稀可见。原城西南有一高台为庙宇处,其中供奉一尊铜像,相传为“泰山娘娘”,香火常年不断,可惜的是该铜像毁于“破四旧”之中,有好事者用“泰山娘娘”换来了一台收音机和500元现金。改革开放后,泗县人民政府先后于1998年、2003年和2016年3次在潼城村（僮县旧址）遗址立碑确定潼城遗址为县级文物单位,加以重点保护。     

唐代“劫江贼”考略

杜甫《滟灏》有“寄语舟航恶少年,休翻盐井掷黄金”的句子,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亦谈到会昌时,“江淮赋税国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贼耳。”舟航恶少年与劫江贼的关系如何?劫江贼的来历与特点是怎样的?对此,目前国内流行的二杜注本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均未作回答,而唐代献中也极少述及劫江贼。近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见陈老在王睃传、张说传、李师道传按语中谓刺杀武元衡的“山棚”乃玄宗时内徙的河曲六州残胡后代,大受启发,渐有所获。原来,劫江贼的主体即山棚,他们都是玄宗朝内徒于河南、淮南宽乡安置的河曲六州突阙残胡后代,其历史活动的消极性很大,而杜诗中的舟航恶少年也即劫江贼,试略述如次。     

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集散中心建设与运营初探——以梅州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为例

在自助旅游和全域旅游时代,做好旅游要素的布局和建设是基础、是关键,打造全域旅游导视标识系统、规划建设旅游集散中心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广东省梅州市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规划建设市级和县（市、区）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不断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本文从全域旅游视角出发,结合笔者自身实践经验,阐述梅州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选址策略与功能设置以及规划设想,借鉴典型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规划建设与运营模式,结合梅州实际,构建梅州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的运营策略,希望为市级层面的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设与运营提供参考借鉴。     

蓬莱阁丹崖山岩体加固保护技术研究

探讨了我国大型古建筑群的基础岩体出现裂隙、破碎带、危岩体、负地形、崩塌、滑坡等相关病害成因,介绍了水平锚杆加固危岩体技术、斜锚杆加固海蚀洞技术、喷锚挂网处理表层破碎带技术、锚索加固城墙、表面作旧保护特色地貌等技术的研制和实施。     

汉口租界与《汉口租界志》

提起汉口租界,人们就会想到那一幢幢欧式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尽管昔日租界里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可那段历史,我们不应忘怀。在武汉市人民政府的主持下,经过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及一批史学专家的努力,一部图并茂的《汉口租界志》已正式出版。《汉口租界志》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近现代史专家袁继成教授主编、主笔。袁继成教授认为,租界对中国人来说,是耻辱的标志。但在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它也向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介绍西方明的窗口,提供了中西明、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平台;租界里的外国洋行、银行、轮船公司在掠夺中国资本的同时,相应也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租界内的与近代商业、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市政设施,成了旧中国城市建设的榜样;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利用中国反动统治权力难以鞭及的“国中之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这些虽不是当初帝国主义建立租界的本意,但它对中国近代所产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所说,我们对租界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味批判和全盘否定的层面上,而应该客观、科学、历史、辩证地深入研究,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