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诞生记

提起电影《闪闪的红星》,凡是看过的人.眼前都会浮现出一个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少年潘冬子形象来.潘冬子的勇敢.机智不仅使他成为当时青少年学习的榜样.直到今天.仍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面旗帜。那么,《闪闪的红星》是怎样诞生的?潘冬子又是怎样走上银幕的呢? 1961年春的一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李小文找到自学成才的部队作家李心田.请他为孩子们写一本书.李心田此前已写过一部小说《两个小八路》,此时,他正准备再写一部反映革命后代成长的作品.少儿出版社的约稿可谓恰逢其时.     

唐代“劫江贼”考略

杜甫《滟灏》有“寄语舟航恶少年,休翻盐井掷黄金”的句子,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亦谈到会昌时,“江淮赋税国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贼耳。”舟航恶少年与劫江贼的关系如何?劫江贼的来历与特点是怎样的?对此,目前国内流行的二杜注本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均未作回答,而唐代献中也极少述及劫江贼。近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见陈老在王睃传、张说传、李师道传按语中谓刺杀武元衡的“山棚”乃玄宗时内徙的河曲六州残胡后代,大受启发,渐有所获。原来,劫江贼的主体即山棚,他们都是玄宗朝内徒于河南、淮南宽乡安置的河曲六州突阙残胡后代,其历史活动的消极性很大,而杜诗中的舟航恶少年也即劫江贼,试略述如次。     

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集散中心建设与运营初探——以梅州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为例

在自助旅游和全域旅游时代,做好旅游要素的布局和建设是基础、是关键,打造全域旅游导视标识系统、规划建设旅游集散中心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广东省梅州市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规划建设市级和县（市、区）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不断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本文从全域旅游视角出发,结合笔者自身实践经验,阐述梅州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选址策略与功能设置以及规划设想,借鉴典型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规划建设与运营模式,结合梅州实际,构建梅州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的运营策略,希望为市级层面的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设与运营提供参考借鉴。     

蓬莱阁丹崖山岩体加固保护技术研究

探讨了我国大型古建筑群的基础岩体出现裂隙、破碎带、危岩体、负地形、崩塌、滑坡等相关病害成因,介绍了水平锚杆加固危岩体技术、斜锚杆加固海蚀洞技术、喷锚挂网处理表层破碎带技术、锚索加固城墙、表面作旧保护特色地貌等技术的研制和实施。     

汉口租界与《汉口租界志》

提起汉口租界,人们就会想到那一幢幢欧式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尽管昔日租界里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可那段历史,我们不应忘怀。在武汉市人民政府的主持下,经过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及一批史学专家的努力,一部图并茂的《汉口租界志》已正式出版。《汉口租界志》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近现代史专家袁继成教授主编、主笔。袁继成教授认为,租界对中国人来说,是耻辱的标志。但在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它也向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介绍西方明的窗口,提供了中西明、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平台;租界里的外国洋行、银行、轮船公司在掠夺中国资本的同时,相应也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租界内的与近代商业、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市政设施,成了旧中国城市建设的榜样;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利用中国反动统治权力难以鞭及的“国中之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这些虽不是当初帝国主义建立租界的本意,但它对中国近代所产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所说,我们对租界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味批判和全盘否定的层面上,而应该客观、科学、历史、辩证地深入研究,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发掘简报

朱然家族墓是马鞍山地区发现的又一座东吴时期重要墓葬,也是该地区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封门墙内侧设置石门的墓葬。墓中出土一批珍贵的青瓷模型明器和实用器,特别是一件青瓷羊,造型优美,体态丰腴,工艺精湛,被著名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称为"羊王"。通过对马鞍山地区已经发掘的几座东吴时期大型墓葬的分析,并结合《三国志.吴书》等史料推断,此墓的墓主可能是朱然之子朱绩。它的发现和发掘,对研究朱然家世和该地区东吴时期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     

苏州剧装扮靓戏曲大舞台——苏州剧装戏具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李荣森

<正>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歌舞、戏剧繁荣之地,苏州也由此成为中国剧装戏具制作的发源地,尤其明代昆曲的形成更促成了剧装戏具制作业的规模化生产。至今,苏州规模化生产戏衣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清同治以后,由于徽剧和京剧的兴起,苏州戏衣不仅要供应昆曲,还要供应徽剧和京剧,销路遍及苏、浙、皖等     

秋季旅游健康谈

夏末气候湿热,‘秋老虎’也‘火爆’。当参加耐久跋涉旅游活动以后,常常汗流夹背,身体的大量钾盐也随汗水丢失。如果人体内钾离子损失过多,则会出现机体疲惫,肌肉乏力,周身酸楚,心律不齐,嗜睡及精神不振等表现。     

北京的云南会馆与袁嘉谷往事

1898年3月27岁的袁嘉谷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当年的会试,因参加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及给皇帝“上书言滇事”而名落孙山,只得返回昆明。据他的纪念文集介绍,当时他就住在珠巢街的云南会馆内,这是当时云南学子进京赶考的首选住处。     

马里时代西亚战争惯例初探

在马里时代,西亚诸国逐步发展出制约战争的惯例。在发动战争之前,要为战争找到合法的理由,同时需要获得神明的赞同和友邦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公开宣战。在战后对战败国的处理上,虽然存在野蛮的毁城杀人的向例,但是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逐步发展起来:有限摧毁敌方城市,善待敌方战俘与百姓以及掩埋敌方阵亡者尸体等。马里时代的战争惯例,继承了公元前3千纪的某些战争惯例,同时又对古代西亚战争的惯例做出了新发展。马里时代战争惯例的形成,与此时大国争霸、同盟化战争以及战争的频繁有着密切关系。战争的巨大破坏力,也促使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出现,它们代表了古代西亚战争惯例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