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关金券的发行背景及有关金本位的讨论

海关金单位（简称关金,英文缩写是CGU）是20世纪30年代关税自主化进程中实行的一种新的征税单位,关金券作为海关金单位代用券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从海关纳税发展成与法币并行使用。过去的经济史和货币史著作对此只作简单的交待,语焉不详。结合当时的银价下跌、外债偿付以及相关的货币本位的改革情形,就会发现关金在其间担当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准确地阐述关金、关金券的形成演变历程及其影响,应是研究30年代货币金融史的一个视角。本文拟作一初步探究,以期成为引玉之砖。     

十年来湘西北地区史前考古收获

近十年来,湖南省考古所(省博物馆)、常德市文物工作队及湘西北地区各县市文物部门密切配合,对澧水流域及沅水流域下游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本地区考古材料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即是对此工作的初步总结与分析。一、旧石器时代遗址普遍发现及文化类群的确立1987年以前,湖南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仅湘南桂阳(秋口)洞一处。在87年以前,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自1987     

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

清代钦派专官巡查外省营伍和吏治夙有其例。清末新政期间,为督责外省开展各项新政改革,清廷逐步将过去个案性巡查活动转变为监理督查外省的常规化操作,财政层面则派遣监理官驻扎各省,监理督责清理财政,这是清季制度变动中引人注目的范例。监理官在外省监理权限的确定比较曲折,其官秩方面虽有提升,但实际授权仍存在诸多缺陷。监理官群体克服外官抵触和旧制惰性,基本实现了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建立近代预算制度的目标。清末财政监理制度虽具显效,却为其制度本身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财政颓势,然其鉴戒意义不应忽视。     

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

同光之际,为镇压西北民族起义和平定新疆内乱,左宗棠的战时筹饷活动为期较长。此一时期户部酌拨地位上升,与总署联袂实施军费拨解和筹借,军饷拨解筹济模式进入重要转变期。受国家防务形势巨变影响,海防与西征形成尖锐的争款局面,上海《申报》配合英国使臣对西征借款强力阻挠,淮军派系亦在背后加以牵制,致使西征举债障碍重重。     

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

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     

最早说“商品经济万古长青”的卓炯

卓炯是我国最早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者,他为这一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卓炯（1908—1987）,湖南省慈利县人,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从50年代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那超前探索的勇气、严谨的治学态度、谦虚谨慎的美德和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社会科学界公认的楷模。早在1961年,他就提出了“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的论点卓炯一生述著颇丰,他在经济学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     

论中国朝野对新银行团的回应

1920年10月,美国倡议组成了新银行团。新银行团正式成立后长期无所作为,并逐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垄断性,中国朝野期望值逐渐降低,对其所体现的强权政治色彩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集中于政治层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取代了关于铁路外债利弊的讨论。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     

甲午战争时期有关台湾外债问题的几点辨析

1894年8月4日,台湾巡抚邵友濂上奏光绪皇帝“布置海防情形并请饬拨的款以资接济”的奏折。在这个奏折中,他认为台湾孤悬海外,“以自有之财供自有之用,仅能自给,毫无余裕”,现在筹办海防,“需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