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三遗冢

我幼时常到陶然亭游玩,对旧时陶然亭的香冢、鹦鹉冢和醉郭墓三冢印象颇深,当时脑力尚健,一些铭文至今犹能记忆。偶阅稗官野史,间或言及此三冢。今漫记之。     

洛阳发现三铢钱

１９９９年７月笔者从５公斤约１９００余枚西汉钱中发现３枚三株钱。这批钱均为各式四铢半两,据说出于洛阳东偃师市西石坝某砖厂灰陶罐内。三铁钱其中一枚径２３．６、穿８、厚１毫米,重１．７克;另一枚径２３、穿７．９、厚１毫米,重１．３克。 （《陕西金融·钱币研究》１９９９．６董留根）洛阳发现三铢钱@董留根     

新安县文化馆收藏一方金代印章

新安县文化馆收藏一方金代印章。印章为铜质,钮呈锑形,环肩。通高4.9厘米,重415克。印面为正方形,边长4.5厘米。阳文,九叠篆书。铭文为“麻谷镇商酒务记。”钮两侧刻有“正隆二年五月,内少府监造”(见图)。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麻谷镇,金置,今缺,当在山西代县境内。”“正隆二年”即金海陵王完颜亮的年号(公元一一五七年)。     

毛泽东的历史主义观试说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也为丰富和发展历史科学理论,指导和推动历史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中间,他的历史主义观占有重要地位,按照笔者理解,毛泽东的历史主义观主要由基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历史事物普遍联系观,以社会内部     

清末西南改土归流决策论

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都曾经对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实行“因俗而俗”和“以夷治夷”的政策,即对当地首领授以世袭官职,武职有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长官等称号,隶于兵部;文职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名号,隶于吏部。这些被授予官职的当地首领虽有对朝廷纳贡粮和接受征调的义务,但其职务为世袭制,对辖区境内有生杀予夺大权,故统称之为“土司制”。土司制在实行之初对祖国统一和社会治安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愈来愈明显,逐渐形成一种对于中央统一领导的离心力量和割据势力。为此,明朝永乐年间首先开始改土归流,十二年,设置贵州省。清朝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西南改土归流。又取得关键性胜利,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乱,使改土归流得以巩固,光绪初年,左宗棠规复新疆又将西北土司改流不少。尽管这样,从全国来看,仍有不少地区继续沿用土司制,在已改流的府州县内也有实行“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司”的变通办法的,这就使土司制度仍然大量残存,不利于全国政治统一与地方的社会发展。 在清末新政高潮中,中央政府再次掀起改土归流高潮,数百年带有奴隶制性质的土司制度受到了基本扫荡。本文拟对此项政治措施的决策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我国的“金字塔”

巍然耸立于尼罗河畔沙漠之中的古埃及国王(法老)的陵墓,从四面看,就像是汉字“金”的化身,故称金字塔。中国也有被人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古代陵墓。它们是: 少吴陵:少吴是中国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父亲是黄帝,母亲是娥皇。据说他政绩斐然,史书以五行之首的“金”象征其功业,所以也称为“金天氏”,奉为神帝。少吴陵建造年代约与埃及金字塔年代相同,这是一座棱角分明、设计科学的金字塔。陵墓呈覆斗状,底边长28     

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

进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传统。文字记载可上溯至（书·禹贡）篇：“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上作贡。”周以分封建国,设九贡以致邦国之用,贡成为天子与诸侯间政治经济联系纽带。秦汉以降,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朝贡。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常贡、例贡,其特点是岁有定额,有固定的进献方物。三是地方。中央个人向皇帝的进贡,此类进贡本无定制,其取决于社会风气、吏治状况、皇帝个人喜好等诸多因素。在清代具有制度意义的个人进贡在康熙朝已具雏形,①经雍正朝的发展到乾隆时期已经成熟并达到了有清一代的最高峰。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     

读铭小记

读铭小记●董莲池读铭小记@董莲池...     

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比较研究

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比较研究董悦华农业合作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从形式看,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土地家庭经营到土地集体经营、再由土地集体经营到家庭经营的过程。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回归。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土地所有制上的这两项...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