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姊妹(怒族)

从前,有两姊妹,姐姐叫娅侬,妹妹叫娅袅。她俩还很小,阿爸就去世了,姊妹俩和阿妈相依为命,住在阿爸去世时盖的一小间茅草房里。这茅草房年久失修,已遮不了风,避不了雨。阿妈见两个姑娘已长大成人,便想盖间新草房。她把姊妹俩叫到身旁,说: “娅侬、姬袅,你俩长大了,这屋又破又挤,我们割些茅草来盖间新草房吧。”于是,阿妈便带着姊妹俩上山割茅草去了。她们爬过一个又高又陡的悬崖,走到一条哗哗奔流的山溪畔,见一个碧绿的深塘。     

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

罗泊湾一号墓位于西江北岸约一公里处,西距贵县县城五公里。封土高大,当地群众称为大坡岭。1976年6月下旬,贵县化肥厂扩建时,发现了此墓的墓道和陪葬的车马坑。坑中出土了一些鎏金铜车马器。随即对此墓进行了发掘。这座墓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封土高约7、底径约60米(图一)。层层夯实,土内夹有少量炭屑和竹木屑等。封土上发现石灰窑址和近代坟墓。封土下为墓室、墓道和陪葬坑(图一三),墓室椁板下还有殉葬坑和器物坑。从墓顶到墓底深约11米。     

新时代坚持“九二共识”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九二共识"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台湾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对台工作做出了战略安排,主要体现在: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坚持反"台独"的政治底线。     

明代官刻农书与农学知识的传播

明代官刻农书,指的是在明代官员主导或参与下刊刻的农书。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官刻农书的数目在51种左右,刊刻次数则约为68次。这些农书在官刻过程中,构筑了从获取到校订再到刊刻与流传的关系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农书得以传播,书中所载的农学知识亦得以散布。一方面,旧有的农学知识与私人的农学经验通过农书的官刻而重现与"公共化";另一方面,官刻农书更加强调有关教化与治理方面农学知识的传播。     

論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的工作

獲得列寧勳章的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是我們國家人民的榮耀。列寧圖書館書藏極豐富,並且有雄厚的資源,所以在蘇維埃三十萬個圖書館中,居有領導地位,並且負有解决國家重要問題的使命。它是現代的國家總書庫,也是廣大讀者極易進入的蘇聯大眾圖書館。因此,列     

公共文化服务国家示范区建设经验与青海省发展选择

青海省作为具有特殊省情的西部边陲重要的少数民族省份,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中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不足、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低、供给主体多元参与机制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短板突出等诸多困境。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的经验表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要重视公平、效果和效率。在主要做法上,嘉定区、株洲市和江津区三个地区在资金投入机制;树牢"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促进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立足地方特色,坚持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坚持创新融合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及总体水平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青海省具有极大启示。青海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优化和加强建设:优化供给资金结构,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机制;优化供给主体结构,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治共享;建立健全供需对接机制,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效性;重视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加强信息科技创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太平天国战后皖南地区的移民活动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 ,皖南地区深受破坏 ,战后许多地方出现人口的“真空”、“半真空”状态 ,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同治初年至清末 ,一百多万移民迁入定居 ,使得该区的人口分布态势发生显著变化。本文即探讨战后皖南地区移民的过程、地域分布及影响这一分布态势的内在原因     

论辅导员素质结构的构建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主体,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高校培养的人才的质量。辅导员素质结构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提高辅导员素质应树立终身学习观念、配足数额、加强培训与培养、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激励机制等。     

浑朴厚重 烂漫缤纷——嘉兴博物馆藏吴昌硕遗札

吴昌硕（1844-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领军海上画派,以诗、书、画、印四绝合一的整体艺术成就而驰誉。其出于浙江安吉,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仓硕,别号缶庐、苦铁、大聋、老仓、老缶等,1912年后以字行。他一生勤于笔耕,又喜交游,经常诗酒唱和,书画往来,留下不少遗墨,     

《永乐大典目录》所载行政区划勘误

《永乐大典目录》所收事目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明朝与前代的行政区划。现存《连筠簃丛书》所刻《永乐大典目录》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永乐大典目录》在这些行政区划的著录上存在部分的偏差。而刻本与抄本目录所载事目相同之处,也不意味着《永乐大典》正文便是如此,还应思考《永乐大典目录》与其正文的名实相符问题。因此,对于《永乐大典目录》中行政区划事目的勘误,可以从刻本、抄本目录“共误”之处入手,分析其中的行政区划单位错误与行政区划名称错误。从而进一步考察刻本、抄本目录各自的问题,由此深化对于《永乐大典目录》的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