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天回老官山汉简的现场提取和室内清理

2012～2013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发掘了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西汉木椁墓,发现一批竹简。按事先制定的预案,采用“托板插入法”现场提取整堆竹简,进入实验室内清理,依照冲淤、采样、照像、绘图、分区、编号、剥离、提取和置定竹简等步骤,全面采集和记录了出土竹简的相关信息。初步统计老官山M3出土竹简930支。最初据堆积状况将北Ⅱ底室744支竹简分为四区七卷竹书,然后利用红外扫描照片、按区分最小单位原则,又将七卷细分为九部书。最后将全部医简内容合并为五部扁鹊学派医书,以及其他内容简共七部竹书：（一）《五色诊病》,（二）《脉书上经》,（三）《禁方》,（四）《脉书下经》,（五）《刺数》,（六）《法令》,（七）《医马书》。此次竹简考古现场提取和实验室清理是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古文字和医史研究多学科协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满族抗日英雄李春润

李春润是现代满族人民中杰出的爱国志士。他为抗日而献身的光辉业绩,在辽东一带各族群众中久有传颂。笔者遍阅了有关英雄生平的记述,并进行了征访,写出这篇尚不够全面的传略,献给读者,谨表缅怀先烈之情。 英雄家世 豪情壮志 李春润,字滨浦,祖箱辽宁省凤城县。先祖李成恩为清乾隆时辽阳总兵。因“奉诏入京”,病殁于途,“受赐御葬”其后裔一支,徙居凤城县。春润父祖曾一度迁居柳河县,经营农业开拓。光绪末年,因农事不振复迁回凤城,定居大李家堡。 李春润自幼即受到严格的满族家教。父李玉祥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常倾囊解助乡里有急     

张琴秋与王坪红军烈士墓

通江县王坪红四方面军烈士墓,座落于县城东北方向50余公里处的沙溪乡王坪村。通江曾经作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在反“六路围攻”中,王坪又是红军总医院所在地,因此这座红军烈士陵园规模居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位。1934年冬,在纪念广州暴动七周年的前夕,一位头戴红星帽,身着军装,腰束皮带,斜挂短枪,帽沿下露出齐耳短发的红军女将领,曾经站在这里指挥万众高唱《国际歌》,主持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她就是闻名遐迩的红四方面军女中英豪、时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这座陵园的倡导者和设计建造者张琴秋。     

泸县发现大批明、清古桥

在1987年的文物普查工作中,泸县发现明、清时期的古石桥48座(道光二十年以后的5座未计在内),其中明代11座,清代37座。这些桥造型多样、雕刻精美。有条石券拱桥、石板平桥、平拱结合式桥;最长的113.3米,最短的10.4米,最高的17米,最低的1.2米;有二孔至十九孔的不等;有雕刻的桥40座,其中有各种形态、大大小小龙雕的达38座,大部分至今仍保存完好。 这些桥从砌法工艺上看:拱桥拱券多为尖朝上的桃子形;桥两头各有八字形石保     

《骈雅》探综

<骈雅>为明代朱谋(土韦)撰.该书是第一部以复音词为对象的训诂专著,从辞书编纂的角度而言,<骈雅>可称为第一部复音词词典.这本书特别侧重于复音词中联绵字的探讨与释义,它又是联绵字研究的奠基之作.<骈雅>在训诂学、辞书史、特殊汉语词汇联绵字的专题研究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实用性.     

高县流米寺一年接待游客逾十万

高县流米寺一年接待游客逾十万位于川南高县胜天镇宝鼎山上的流米寺,原名牛鼻寺,以其石山形似牛鼻而得名,建于清乾隆三十三年,距今已有２２０多年历史。立届以来,曾为川南著名佛教胜地。流米寺内有１８龛石佛,总长１８米,宽３米,高５米,距地面高２６米,石窟总面...     

一部难得的拓荒之作——《两宋御史中丞考》评介

一部难得的拓荒之作——《两宋御史中丞考》评介肖建新最近,幸获刁忠民先生新著《两宋御史中丞考》一书,是为《宋代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由巴蜀书社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出版发行。披览再三,难以释卷。两宋御史中丞史料十分丰富,而又相当零散,收集颇费气力,考辨更须...     

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

1982年9月,丹徒县大港公社赵庄大队采石场工人在乔木山上的母子墩取土时发现一件青铜簋,随后送交镇江博物馆。博物馆当即派员会同丹徒县文管会,对母子墩作了发掘清理。经发掘证实是一座大型土墩墓,出土一批珍贵青铜器,另外还有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母子墩位于大港镇南乔木山的山脊上,东距1954年发现的烟墩山宜侯矢墓和1982     

介绍镇江宋墓出土的两件瓷器

1975年4月,镇江箕家山一座北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一件银包口搅胎瓷碗,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影青瓷粉盒。搅胎瓷器,过去出土极少。此碗直口微内敛,圜腹平底,内底略凹,毛口涩边,镶有薄薄的银口,宽1.5厘米(图一)。胎质坚细,为棕、白色两种瓷土经旋制使整个器壁上呈现棕、白间杂的不规则花纹,变化多端,比人工绘制的纹饰更觉别致可爱。胎面施一层很薄的透明釉,出土时大多脱落。碗口径12.5、底径5.5、高6厘米。关于搅胎瓷器,扬州唐     

我对“論官渡之战”一文的意見

史学月刊1957年七月号發表了“論官渡之战”一文,作者梁养吾对东汉末期曹操和袁紹开展的那次規模浩大的官渡战役进行了分析,总結了双方胜敗的原因叶镣暌院?除引起对該战役的兴趣以外,还进一步地帮助我对該战役的了解。但是,我对这篇文章是不够滿意的。双方在政略和战略上的成敗,作者首先从人力物力上作了比較,初步地指出其成敗的必然性蚨吻辶四承┳x者把袁紹的失敗單純地归罪于“悒于子病”,把曹操的胜利簡單地归功于“烏巢刼粮”等看法,澄清了某些把成功与失敗决定于整个事件的偶然性部分的机会主义思想?比?每一事物的开展都有他的必然性,也有他的偶然性,但偶然性必定出現在必然性發展的过程中。因此,整个时代發展的必然趋势,是分析一切事物的鑰匙。至于袁曹的成敗是否能够單純地决定于他們个人在政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