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所著的《领袖们》一书中,通过仔细地思考,饶有兴致地对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一番评论和对比,虽然并非全面和准确,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与解读的视角。     

玛丽悲剧的成因——文学伦理学视角下的《野草在歌唱》

《野草在歌唱》讲述的是黑人男仆摩西杀死白人女主人公玛丽的故事。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三方面着手,进一步揭示了玛丽悲剧的成因。     

浅议网络介入对传统新闻采访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的应用开始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由于网络具有搜寻与发布信息的强大功能,记者们可以通过网络更加简便和快速地获取新闻线索。新闻采访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一道工序,好的采访是一篇报道成功的前提,而如何从采访对象的身上获取丰富的信息和资料将是好的采访的关键。网络的介入不仅会给记者新闻线索的收集带来极大地便利,而且会使得记者与采访对象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过去的新闻采访研究,主要是研究记者如何做好新闻采访的准备,往往忽略了新闻采访结束以后,记者给采访对象所带来的影响,这是一种生硬地把采访对象放在被动地位的表现。随着网络的介入,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信息不均衡的现象将被打破。采访对象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信源又是信宿,按照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采访对象向记者提供信息,经过记者和编辑的加工创作以后进入传播领域,但是由于网络平台的出现,掌握第一手信息资源的采访对象可以凭借博客、微博等信息发布产品自由选择成为自媒体,不再受到记者采访的条条框框限制,由此而产生的信息资源发布的矛盾。本文通过运用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与信息论中的黑箱理论,对网络介入新闻采访活动所带来的正反两个影响进行分析,进一步指导新闻采访活动的顺利开展。     

小河沿文化界说

关于小河沿文化的内涵和命名问题,学术界虽讨论了多年,但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通过对燕山以北地区小河沿文化遗址材料和墓地材料的检讨,重新界定了小河沿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分布范围。经过进一步的比对分析,认为燕山以南的雪山一期遗存、中贾壁遗存、午方遗存(类型)总体特征与小河沿文化区别明显,不宜纳入小河沿文化范畴。燕山以南各类遗存中所见的少部分小河沿文化因素,实为相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之间彼此交流或受到了相同文化影响的结果。     

《币海拾贝——马传德谈钱币珍闻》出版发行

2013年2月马传德先生著《币海拾贝——马传德谈钱币珍闻》出版发行。作者系马定祥先生次子,自幼耳闻鲜为人知的钱币珍闻、泉坛往事。该书由稀有古钱故事、珍品机制币漫谈、罕见珍钞笔录、钱币学探幽手记等内容组成,披露了数十种古今硬币和纸钞的发现、流传真相,对一些钱币界有争议的钱币作了考证,并对国内钱币收藏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及世界钱币收藏潮流予以关注。     

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民俗学会理事长Timothy Lloyd（罗仪德）访谈录

Timothy Lloyd（中文名罗仪德）教授是美国民俗学会执行理事长、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同时在许多组织担任董事、委员或者顾问,其研究领域集中在美国民间生活、19世纪的美国文学、美国文化历史,以及美国艺术与文化、饮食方式等。近年来,罗仪德教授在日趋活跃的中关民俗学学术交流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便是其力推的项目之一。据悉,今后他还将在中关公共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推进多个交流项目。本刊特约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游自荧对罗仪德教授做一次专访,重点了解其作为美国公共民俗学家的实践经历。     

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

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晋侯苏编钟问世以后 ,铭文的历法问题引起中国及海外学术界的兴趣。本文提出两种新的观点 :( 1)铭文所载“三十三年”年代必指宣王在位年 ,即公元前 795年 ,可是所载四个月份、月象和干支具备的历法记载却与此年不合 ,而合乎次年公元前 794年。本文提出两个解释以说明这一点。 ( 2 )“晋侯苏”即晋献侯无疑 ,可是《史记·晋世家》以其在位年为公元前 82 2—公元前 812年 ,与公元前 795或公元前 794年不合。因为在《史记》所载晋侯的世系里 ,献侯的儿子为穆侯、穆侯的孙子为昭侯 ,与周礼昭穆制度相矛盾 ,所以本文推测献侯和穆侯的世系被颠倒 ,献侯实际在位年是宣王三十三年到四十三年 (公元前 795—公元前 785年 )。如此不仅与晋侯苏编钟铭文所载历法记载全合 ,并且也可以说明一系列中国古代年代上的问题。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赴中央苏区内幕

1934年元月中旬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第五次反“围剿”血和肉的拼搏中，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     

廖仲恺的“新国家建设”思想初探

廖仲恺是孙中山最忠诚可靠的战友,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为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他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一贯认为,只有从经济上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国家,才是革命真正的成功。“单是革命并不算可贵,可贵的就是革命内容的主义。”“吾党目的不仅反对复辟,且图建设真正之共和国家。”他提出“要一面革命,一面建设”,而且要有一个远大的建设规划。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1919年他在《建设》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人     

南京的毁灭

本文泽自乔治·费区(George Fitch)自传《在华八十年》(My Eighty Years in China)一书第十章。费区(又名费吴生)于1883年1月出生于中国苏州,后回美国,本世纪初复来中国,长期服务于青年基督教协会。1937年12月间在日本占领南京时,被推举为南京国际安全区副总干事,并任代理市长。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淫等暴行,同时以安全区干事长的身份与日本大使进行了多次交涉。“南京的毁灭”是以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为根据写成的,文中反映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华八十年》一书是乔治·费区的孙女唐亚·肯登(Tanya Condon)于1991年11月赠送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同时还赠送了“南京大屠杀纪实”资料录像片一盘。书和录像均为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佐证材料。谨此对唐亚·肯登女士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