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

清代学者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不完全排除义理,而对诸子地位的尊贬、诸子学说的阐发,更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相对于理学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关联时代思潮,成为培育新思想的土壤。     

学术社会史的理论特质与实践路径

学术社会史根源于中国文化精神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内在需要,旨在超越学科畛域,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学术的衍生、传播和兴替。学术社会史采用实证方法,多维度地研究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缘、互动,重视学术史的民间脉络和变易性,将研究重心从学术的思想史、观念史转向社会史。研究学术衍生的家族环境,学者的交游、结社,尤其是学者的情感及心态史,仍然是学术社会史的重要实践路径。学术社会史显示了方法论自觉,裨益于拓展、深化学术史研究。     

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辨析

清中叶以降,汉学的家法观念逐渐凸显,且与学术评价和汉学衍变密切相关,但研究者至今对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仍缺少系统论述。本文梳理了清代汉学家法的本源,分析了清代今、古文家的家法观念,认为古文家注重区分汉、宋,侧重小学方法或经说师承;而今文家倾向于区分今、古文经,以"三统""三世"说为家法的核心。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在清末呈现出淡化之势。     

从传播媒介看近代墨学兴盛的因缘

正多年前,笔者曾勾勒近代墨学复兴的历程,并从社会环境、文化思潮探讨其复兴原因。(2)三十年转瞬已逝,墨学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就近代墨学的文化环境来看,传播媒介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因素。一些传播学论著往往从文本、机构和受众来研究现代媒介,有的也论及三者互动和影响,但在传统到近代的过渡时代,三者对于传播学术、思想的作用仍然存在差异。近代学术思潮跌宕起伏,虽与著作文本及受众变化不无关联,却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机构。     

汪中礼俗观念的思想线索和社会背景

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汪中尊崇汉学,排斥宋学,而礼学造诣深厚,对如何践履孝道、改良贞节礼俗和救助孤寡均不乏己见。他的主张既是与宗宋学者及当时名流进行对话,又受现实生活激发,其局限性同样应从思想和社会的双重背景来理解。汪中的礼学思想产生了不同反响,南菁书院即为典型事例。     

清代家学脉络中的汉、宋关系

清中叶以降,汉学渐兴,考证学风弥漫学界,由经学而扩展至子、史、文辞之学,也吸引了一些宋学家兼采或转治汉学。但宋学的影响却如静水深流,这在家学脉络中较为明显:一些汉学家族的科举成就得益于理学陶冶,今文经学家多汲取、调和宋学,理学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导致了汉学世家调融汉、宋的取向。在家学脉络中,清代汉、宋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彰显了理学传承的意义。     

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

关于清代礼学,现有研究偏重于乾嘉之际汉、宋对峙的背景下,一些汉学家"以礼代理"的倾向及其考礼成就和议礼主张。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道以降,一些调和汉、宋的学者也考礼、议礼和释礼,推动了礼学进一步发展。比如,阮元等人彰显礼学的社会性;郭嵩焘阐发"缘情制礼"的思想;曾国藩、俞樾注重礼学的经世价值。风气所及,一些礼学家发扬儒家"因时制礼"的思想,关注礼俗改良。他们批评压迫女性的礼教,主张简化婚、丧、葬、祭的礼仪,甚至像孙诒让那样,以《周礼》为依据,提出全面改革礼制的措施。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潮流中,礼学也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     

清代汉学家的学术精神片论

清代汉学是传统学术的高峰,源远流长。不仅其学术规范影响深远,而且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在目前相关研究中,人们对汉学精神的认识大体局限于"实事求是",而对许多汉学家淡泊利禄、锲而不舍、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鲜有论及。本文略述要旨,以期进一步探析、认识清代汉学的底蕴,这或许对后世学术风尚的形成和繁荣亦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