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

我在西藏,如果不算上四岁以前,正好是四年。 一九九○年初春,我深深地陷入幻觉之中,以为此去离天最近的西藏,可以听到我梦寐以求的声音,并由这个声音引导着,变成一个通灵的人。 当神圣的布达拉宫在我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时,我不禁双手合掌,为小小的愿望祷告。同时,感觉到了     

人才辈出策后代

明代贵州文教鼻祖王训王训是明朝中期贵州著名学者,字继善,号寓庵,祖籍河北昌黎,贵阳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活动时期是在明宣宗、英宗、代宗三朝。他18岁上保边政策8篇给宜宗皇帝,议论精辟。宣德十年（1435年）中举人,以后当过学校训导。正统十三年（1448年）起,在尚书王骥、侯幕府中佐理军事,不久升为贵州卫教授。晚年在贵阳城北白崖山隐居读书,赋诗作文．终年80岁。王训精通文学．深知用兵之法,著有《寓庵文集》30卷及《孙子注解》．现存作品有诗10首、记2篇、颂1篇。在他的诗中,《朝阳洞》、《其趣序》、《无边风月楼》、《…     

奥洛维扬纳亚火车站周围地区的中世纪墓葬遗存

按照现今已知的考古学遗存的数量,波诺涅是东外贝加尔地区占据首位中的一个。18世纪的科学考察队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热衷于地志学研究的人们都在这里进行过工作,基谢列夫考古考察队的工作人员和杰出的苏联考古学家奥克拉德尼科夫也都在这里进行过考察研究。     

东外贝加尔的中世纪焚尸葬墓及其民族文化的阐释

近年来,赤塔师范学院考古考察队对东外贝加尔地区的森林草原地带(音戈达河、石勒喀河流域,以及雅布洛诺夫山脉),进行的考察研究,提供了关于这一地区古代历史的新资料。其中公元1千纪末～公元第2千纪初的墓葬所提供的资料,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能够确定关于当地的蒙古语族部落和通古斯语族部落同邻近的突厥语族部落之间的关系。因此于1980年发掘的这座焚尸葬墓具有重大的意义。该墓葬发现于雅布洛诺夫山脉的山脚下,位于赤塔市西北40公里的鲁切伊卡村附近。     

谢富治:钉在耻辱柱上的将军

一九七二年的暮冬,阴沉而又寒冷。 经过六年动荡冲击的人们,心情也像这冬天一样,压抑而又沉重。几个月前的“九一三”事件,在各个层次的人心底里,都划上了一连串的问号:林彪事件以后,中国政局将向何处去?哪些要人将被无情地扫进新的历史垃圾堆,而不能再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成员? 一月至三月,八宝山革命公墓两次响起了隆重的哀乐旋律。共和国先后宣布了两位副总理的去世消息。一月六日,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因病去世。三月二十六日,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因病去世。 …     

老北大的三位血性湘女

历史的大幕徐徐降下，凝结在历史大幕上的痕迹也许已经被时间风化和稀释而被人们所淡漠，于是，就有了当年鲁迅似的感慨：“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不知怎的，那日与友人说到这些，忽然就想到了北大——老北大的三个湖南籍女子。     

清初部院司官体制考——兼谈作为过程的“清承明制”

清初部院内部结构经历了由正副理事官体制向司官制的过渡。关外时代的正副理事官体制以旗授官,而非以司分职,入关后一度与汉官系统的司官制并存,满官藉助品秩的优势实现对汉官的全面监临与掌控。顺治八年前后,清廷开始尝试理事官的分司,但各部落实的程度与范围均不尽相同,新旧制度由此交互。顺治十五年划一满汉官制,满洲旧制全面向明制靠拢。康熙初年制度复旧,部院权力结构上实际恢复了理事官体制的精神。圣祖亲政后,缩减旗分缺,建立折衷的满缺司官调拨制。由于官书编纂时的"追改",这一过程晦暗不清,本文利用清初满汉文档案与题名文献,尝试厘清部院司官制确立的曲折过程,为理解"清承明制"的复杂性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     

北元与高丽的外交:1368年～1369年

１３６８年,元廷退出大都以后,元顺帝幻想得到高丽的援兵以恢复元朝的统治。反元亲明的恭愍王高丽并未发兵扶助北元,但是为“击东宁府”,高丽与北元保持了近一年的表面友好的外交以探察其形势。     

南宋进书仪探析——以圣政为例

南宋时,圣政修纂完毕后,须进呈皇帝和太上皇。在进呈过程中,宋廷制定了一套庄严肃穆而又极其烦琐的仪式。进呈皇帝之仪在皇帝和大臣处理日常政务的垂拱殿中完成。进呈给太上皇帝之仪在太上皇帝居所完成。在迎奉圣政和皇帝赴太上皇帝居所的环节中,秘书省道山堂和祥曦殿成为与进呈仪式紧密相关的空间。圣政的进呈仪式是由太上皇帝、皇帝、臣僚面向公众共同完成的两场表演,这种可视化表演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对皇帝而言,是向天下臣民宣示自己总结和继承先朝的政治遗产,开启本朝的治道,并且以自身的实践教化臣民,传递"孝"的理念,倡导"孝";对臣僚而言,通过仪式表演,表达了他们致君"贤能"的愿望。圣政这种史籍的进书仪式为我们考察南宋官修史籍进书仪式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