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爆发造成“史上最冷”

天寒地冻,你也被冻哭了吗?前阵子寒潮来袭,北京更是在1月7日遇上55年来最低温度——零下19.6摄氏度。今天,老纪就要讲一个气温变低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1816年是全球最寒冷的一年,被俗称为“无夏之年”。而这源于一场火山爆发。     

鸭子的两个“秘密武器”

阳春三月,南方春暖花开,北方仍春寒料峭。老纪有时出差,晨练绕着湖跑步,看到三五成群的鸭子在冰冷的池塘或江中游泳。它们时而把头潜入水中,时而又展翅在水中歌唱,仿佛在告诉人们寒冷的天气即将结束,春天就要来临。果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

萌发于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到五四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与清末民初比较,五四时期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运动"思想,而且这时所讲的"民族复兴"是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复兴,而非清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时仅仅是"中华"亦即"汉族"的振兴,尤其是孙中山对什么是民族精神、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     

湖南长沙召开“近代湖南与中国暨纪念林增平先生学术研讨会”

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湘潭大学联合主办,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承办的"近代湖南与中国暨纪念林增平先生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2月27至28日在湖南长沙隆重召开。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会长耿云志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萧致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院林家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业英研究员以及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     

回忆“035战备台”工程建设

在60年代中期,我曾参加了安徽省“035战备台”的工程建设,它被列为省重点工程,共投资450万元,于1966年9月破土动工,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到1969年9月14日建成并投入试播。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第二次革命后孙文和黄兴的革命观

孙文和黄兴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并驾齐驱的两位卓越领导人。1905年8月,在日本组成中国同盟会时,孙文是总理,黄兴为庶务部长。1907年后,由于清政府压迫,孙文被迫离开日本,直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的12月底归国。在这段时间内,孙文奔走于东南亚与欧美间从事革命宣传和筹集军费。黄兴则按照革命派与同盟会的既定计划指导武装起义。     

文化景观史视角下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初探

国家文化公园是经过长期历史文化沉积形成的、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景观地域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弥补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对文化关注的不足。文化景观是一种区域现象,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事业景观,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而成。然而,现有国家文化公园虽在空间形态上体现出显著的线性特征,却较少有研究关注线性形态特征的文化内涵,也忽视了非线性的、区域性的国家文化公园类型。从文化景观史的视角可以看出,历经长期文化沉积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兼具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双重属性,并以线贯性和区域性为主要空间特征。其中线贯性特征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稳定性;区域性则是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区域性文化景观体系也具有国家象征与认同意义,区域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应被忽视。基于此,统筹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属性,整合线贯性与区域性空间特征是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的核心所在。     

广州作为古都的历史地理因素

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一门崭新的古都学已经出现在中国学坛。这门学科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有口皆碑的。特别是以已故陕西师大史念海教授为首一批历史地理学者,对这个学科研究对象、性质、任务和方法等所提出的理论建构,有效地支持了我国古都的研究、保护和规划。由于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因此,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与“五五宪草”不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

《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达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