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

国民党的训政制度与孙中山训政理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背离的一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概而言之,在“革命程序论”上,继承了孙中山关于从“军政”到“宪政”之间要有一个“训政”过渡期的思想,而背离了他在革命程序论中提出的训政时期所应实行的政治经济主要任务的主张;在“以党治国论”上,继承了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提出的以党权代替政权的思想,而背离了孙中山1924年前后对“以党治国论”的修正和完善;在“五权宪法论”上,形式上搞了一个五院制的国民政府,但在实质上则背离了孙中山提出的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原则。     

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

每当人们谈起清末预备立宪时,无不以一言蔽之曰:“假立宪”。此种观点是否正确,有待讨论。本文仅就预备立宪活动中是否有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除消弭革命的立宪动机外,他们是否还具有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立宪动机,他们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争论,是真假立宪之争还是走日本式道路或走英国式道路之争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学术研究如何服务于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学术界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国学术界以他们的专业知识积极服务于民族复兴。首先,他们对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充分认识到学术研究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其次,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对国人最为关心的"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无论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复兴案例,还是从其他国家复兴的经验来看,中华民族都能够实现复兴。复次,他们认为造成中华民族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和树立民族的自信心。为帮助国人恢复和树立民族自信心,他们积极从事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研究,同时主张对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进行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国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与教育的西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珍贵的纪晓岚遗物

纪晓岚是十八世纪我国杰出的学者。卒于清嘉庆十年（1805）,谥“文达”（以下称文达公）。纪文达公一生嗜砚如癖,他的堂号是阅微草堂,也有“九十九砚斋’’之称,可见其收藏之丰。在流传至今的文达公遗物中,大部分是砚。《阅微草堂砚谱》中可见到藏砚的拓片,除了乾隆帝御赐的一方之外,其余都是他自己多年收存或友人所赠。嘉庆九年（1804）五月刘墉赠砚,文达公铭记：“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忆沈从文先生二三事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一家即将创刊的学杂志主编听说我与沈先生有过交往,于是就托我请沈先生为杂志题写刊名。不巧,老人病重住院,正在特别护理中,但仍托夫人转告我,待病愈之后,一定不辜负我的重托,把字写好。哪知道,此后不久我就接到老人与世长辞的噩耗。这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随即,如烟的往事,一幕幕的,像冲破闸门的洪水,展现在我的脑海中。     

河南曲剧源流考论

(一 )“曲剧” ,释义即由“曲子”(或曲牌 )为本体 ,逐步发展、变通而形成的一种戏剧。在我国 ,以“曲剧”定称的剧种 ,除河南省以外 ,还有北京曲剧、云南曲剧、四川曲剧和白族的大本曲剧。这五种曲剧虽本源各异 ,风格有别 ,音乐体制亦不尽相同 ,但它们的历史却都很年轻 :北京、云南和白族“大本”等三种曲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形成的 ;四川曲剧稍早一些 ,是解放战争期间在四川清音基础上形成的 ;只有河南曲剧是“五四”运动以后登台 ,相比 ,可算得最早吧 ,但也还不足 80年 ,均称不上古老。而正式冠名“河南曲剧”的时间为 195 0年。此前…     

论构建党的执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几个问题

构建党的执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要从中国的国情、党情出发,从更高的层次和要求来评价党的执政能力,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确立构建党的执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着重从执政的合法性主题、执政的绩效主题和执政的可持续性主题等方面,建立党的执政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苏联恢复国内经济后,于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以及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至1932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获得巨大成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实现了把"苏联由一个任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的目标①.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的计划经济模式,即在公有制基础上,国家运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模式,而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即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因此,苏联"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提前完成震撼了世界,尤其是震撼了正陷于内忧外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