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艾克森风流倜傥做“皇帝”——北京款待第200万位海外旅游者侧记

1993年12月18日,北京一个寻常的晴朗冬日却不同寻常地热闹起来。 一大早,首都机场就聚集了一群身穿彩色长裙,手持鲜花的妙龄少女,与她们相伴的是欢快、喜庆的鼓乐。这场面吸引了等待进出港的海内     

瓷器贸易的曙光——白瓷与青白瓷

瓷器贸易的历程始于对获取仅在其他地区生产的物品的欲望,穿过群山,跨越大海,都是为了外来的神奇珍宝。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创造了骆队与沙漠,航船与风浪之间斗争的传奇故事。中国的丝绸是最早被追求的物品,从公元前2世纪的后半叶起,这种物品就连结了世界上三个伟大的文明区域,东方的中国,中部的波斯伊朗和地中海的意大利,跨越的距离长达7000多公里。     

白釉剔花装饰的产生、发展及相关问题

瓷器中的白釉剔花是仿金银器装饰的一种装饰工艺。作者认为,白釉剔花装饰首创于北宋初期的磁州窑,后推广至整个北方地区,曾是北方最流行的装饰技法之一,到元代仍有烧造。     

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及其有关特点

史密森研究院（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ｔｏｎ）,美国学者也将其译为史密森尼恩博物学院,是由二十多个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研究所和博物馆支持、服务机构组成的博物馆群。全部博物馆均为国立,工作人员全部为政府雇员。 史密森研究院成立于１８４６年,建院历史已超过百年。一百多年来,史密森研究院从一个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的机构,发展成为一个从事艺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研究和服务的学术群体。其所属机构不断增加、完善,成为一个覆盖领域十分广泛的研究、服务机构①。这些机构大部分分布在首都华盛顿,个…     

快去落基山作一只飞鸟吧

乘高大魁梧的冰原雪车去哥伦比亚冰原，探索那400座终年不化的冰河秘密；在峡谷中徒步或攀岩；乘皮筏去冲击瀑布；泡在温泉中看雪山，看得动情就租上雪板，乘上缆车去雪山做一只飞鸟，“飞”累了又泡在温泉里看雪山…… 绵延3000英里的落基山脉将全身最美的部分都无私地呈现给加拿大：冰河，峡谷、瀑布、温泉、雪山。 刘以林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共鸣之：“赚钱者，钱赚到多少为够？为官者，官当到多大为止？做学问者，学问做到哪为佳境？”由此看来，该放弃时则放弃，才能享受一只飞鸟的快乐，才能领略到落基山脉的神奇![编者按]     

零乱的采编部和春节前这期杂志

在建外大街紧靠二环的旅游大厦有两间房是我们杂志的采编部和设计部,屋子里桌面上经常被各种新式的、旧式的PC机、苹果机、现片器、电话机和还没来得及看的读者来信、作者文字图片来稿,以及打印好的黑白设计稿占据着,第一眼看上去挺零乱的,第二眼看上去挺亲切的。     

闲贵阳

日常的夜晚,周末的全天,贵阳城内的名胜区内会被贵阳人塞得满满的,他们喝茶、聊天、搓小麻、跳交谊舞、放风筝、打陀螺,贵阳人不否认,他们有一玩玩到深夜,甚至玩到第二天天明的习俗。 在小吃街上我发现了一种现象：不少店是日间经营,到晚上则关门闭户,把门前让给小吃摊小吃店,小吃街通宵达旦,从入夜一直开到早上,关门的店铺再开门,倒班儿经营。 而一到周末,贵阳很多年轻人就从城里蒸发了,在青岩古镇的石头院里泡一天,或者携家带口去石板道、石城楼、石头砌的院墙和老宅的镇山村住一宿,嚼着玫瑰花糖,撮着小麻,吃着状元蹄、鸡辣角、泡豆腐,喝着小酒……[编者按]     

从胡适家书看胡适夫妇

关于胡适夫妇的情况,最常见的资料是康德刚《胡适杂忆》中的一章“较好的一半”,以及石原皋《闲话胡适》中的一章“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据唐德刚说,江冬秀晚年写了一份自传,那是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虽然不善述文,别字连篇,却是一篇纯真朴素、最宝贵的史料。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去台北胡适纪念馆寻访这份自传的下落,当时的馆长王志维说已经毁掉了,使寻访者怅然若失。令人欣慰的是,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收有胡适致江冬秀信129通（包括信函、电报和明信片）,胡适档案中又存有江冬秀致胡适信135通（包括明信片）,双方往返信函共264通。这是研究他们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最具权威性,惜未被研究者充分挖掘。现主要根据这批信函,对胡适夫妇的关系作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肯尼亚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

2010~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对肯尼亚31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乌瓜纳遗址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处。本文对乌瓜纳遗址出土的299件中国瓷器进行了整理和介绍。这些瓷片包括了从南宋至清代的产品,产地涉及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福建、广东等地。从统计数据来看,元代至明早期、明代晚期是中国瓷片输入东非的高潮阶段,代表瓷器种类分别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从乌瓜纳遗址出土中国瓷片的个案出发,本文从政府政策、商人构成、流通环节等角度对东非输入中国瓷器的阶段性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     

新安沉船出水花瓶考

1975年发现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的元代新安沉船,因其船货类型丰富、文化来源多样,是东亚贸易研究的珍贵标本;尤其是沉船集中出水的一批瓶壶容器,更是学界研析其时花器形态、组合与文化功能的重要资料。瓶花之制发展至宋元中国,无论是花瓶样态的丰富、使用受众的广泛、还是社会功能的多样,都体现出日常化、普及化的盛景。既有各擅所长的南北名窑,又得气韵朴敦的仿古吉金;成对多居列寺社、家堂的香花供器,独陈则跻身书斋、庭院的清供雅玩。而镰仓中期以来,通过中日寺社贸易,经由日本禅僧的推动,精致的宋元花瓶大量流入日本,在禅林社会与武家阶层的祭供、鉴藏活动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并在其后的室町时代成为武家权门标示权利财富与赏鉴品位的仪物。这批来自沉船的瓷铜文物俨然一面可窥测中日文化的双向镜;瓶壶中存贮的,不仅是水酒礼料与香花之实,更是中世东亚社会文化传播与仪制流变全方位、多层次的意象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