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2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动态

本文是译自《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与现状》(山川出版社,1985年9日20日初版)第六集中的第二节《中国》部分,题目是译者根据内容所加的。这一集是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为参加1985年8月,在西德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次国际历史学会议而提出的报告书。它与前五集一样,内容包括开会前五年日本国史学界研究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方面的主要成果,皆由各方面的专家整理编写而成,因而对于了解1978—1982年间日本国的历史学研究现状,很有裨益。这一集中的中国史部分,分为殷周、战国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现代六部分,均按首先综合介绍评述,后附有关论著目录的形式编写。在综合评述中将中国各段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各种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情况做了扼要的总结和深入的评述,能使读者对于日本学者近五年间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有个鸟瞰式的了解;后边的论著目录,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料索引进而掌握其研究信息。为了保持原书的本来面目,对于原著中显然与我们不同的词语和观点等,都未作任何更动,一仍其旧。为了忠实于原文,我们采取了直译的原则,只作了一些文字润色。由于我们的日文水平不高,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得到读者们的指正。     

琉球王国的首里城

随着全面接受明文化的影响,琉球王国成为东亚文明圈的一员。国都首里城与王府正殿朝向西面,这与东亚文明圈"天子南面"的传统明显不同。笔者围绕着"南面与西面"问题解析琉球王国相关的历史,提出了新见解。     

曾鲸与黄檗画像——中日绘画交流之一端

本文通过对明末清初时期曾鲸及其弟子作品的考证,阐述了曾鲸所创立的新风格肖像画及其影响。同时论证了曾鲸的“波臣派”画风于17世纪通过黄檗僧人传入日本,从而在日本形成所谓“黄檗画像”。日中绘画之交流从中亦可窥一斑。     

从两则新史料来看晚清时期中国在朝鲜元山的势力

具体到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个案研究,应该成为进一步深化近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口与增长点。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1888年中朝《元山口华商新界暂拟章程》,不仅弥补了有关近代中国在朝鲜设立租界史料的缺憾,而且也是反映1880年代中国在元山港势力的一份重要史料。至于1894年聂士成考察朝鲜期间留下的《朝鲜元山海口说》等记录,则进一步反映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在元山的势力情况。诸如元山港中国势力等具体个案的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克服中国学界在有关19世纪末中国在朝鲜势力及其性质问题上的"集体失语"现象。     

加强管理是搞好第二轮修志工作的重要保证

第二轮修志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这和第一轮修志总体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大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机械地照搬第一轮修志的做法,必然会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从第二轮修志开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我深切地体会到,管理工作对于搞好第二轮修志十分重要,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加强管理是搞好第二轮修志工作的重要保证。     

宋代学者对族氏铭文的整理与研究

族氏铭文是金文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见于商周铜器,大多为作器者的族氏名号.族氏铭文构形奇特,考释困难,至今仍是金文研究领域中的一大难题.自北宋嘉祐年间,有关族氏铭文的搜集、著录、考释就已经开始.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族氏铭文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宋人筚路蓝缕取得的成果值得珍视.然而,在今人有关论著中,除对宋代金石学评价较高外,学者们对此多以随意猜测论之.宋代学者的族氏铭文研究是否真的乏善可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究的问题.     

马步芳：从“青海王”到“流氓大使”

被称为“青海王”的马步芳,60多年前在西北地区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尽人皆知,但他在1949年逃亡海外后的一段丑恶表现却鲜为人知。     

以史为鉴 拒腐防变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７日 ,具有相当读者群的《华商时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一项调查 ,调查显示 :“廉政和清除腐败”被列为１９９６年中国工人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之首。面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今天 ,腐败现象非但没有绝迹 ,反而越来越多 ,其官职越来越高 ,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为此 ,人们对国家前途以及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担心和忧虑。因此 ,全面了解腐败的历史成因 ,研究现实深层次矛盾 ,以昭后人 ,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一）翻开中国历史 ,各种贪官普遍存在。因官场腐败 ,严重导致整个社会…     

日本考古学概论──连栽之九

日本考古学概论──连栽之九小林行雄,韩钊,李自智译第二十六章古坟时代的习俗方坟时代遗迹中发现了各种遗物,前面几章已作了介绍。我们对有特殊意义的一些遗物在本章作以论述。从古坟中发现有成群的石制模仿品（图五六,１－２２）①。所谓石制模仿品,即模拟各种器物...     

新唐書食貨志关于役之記載

关于新唐书食货志对于租庸調之記載,邓广銘先生曾指出新唐书食货志租与户調之記载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来研究一下役的問題。冊府元龟,旧唐书、資治通鑑的記載是“岁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调俱免,通正役不得过五十日。”新唐书食貨志、资治通鑑卷一八七注中、文献通考卷二的記載是“岁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唐六典、唐会要是“旬有五日免調”。資治通鑑卷一九○注中是“岁二十日,閏加三日”。与同書卷一八七注中所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