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我家庭的一次大震荡

“四清”运动一开始,我就长年到外地蹲点,运动结束后才回到省计委机关。由于多年不在一起,机关已有许多同志不认识,有的原来认识现在也不熟悉了。回到综合处,原来自己分管的业务也由别人接管了,一切都感到陌生。没过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了。机关干部们组织战斗队。由于观点不同,很快分成两派,双方争论十分激烈。随着全国运动的深入,“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煽动起来的打砸抢行为愈演愈烈。各地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勾结起来,拉山头,抢地盘,到处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我由于缺乏思想准备,     

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俞辛,祁健民日本帝国主义是近代以来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当然也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已较早地开展了有关日本侵华史的研究,特别是近１０余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刘大...     

法西斯军人是如何育成的：战后日本关于陆军幼年学校与“精神主义”教育研究

陆军幼年学校虽然属于日军教育体系中的基础阶段,但却是军国主义教育的关键环节,是培养法西斯军人的摇篮。幼年学校毕业生构成陆军内部主流派阀,掌控陆军中央机关,是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核心势力。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知识面狭窄,无视20世纪以来的民族运动潮流,他们信服以武力征服世界,入侵亚洲国家,崇拜德国,缺乏对美英的认识,不断将战争扩大。法西斯军人狂热信奉所谓精神力量,要以此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他们把白刃战作为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野蛮残暴。日本法西斯主义与陆军幼年学校的教育体制紧密相关。     

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体战体制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影响不容忽视。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着巨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前”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动员体制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深层变动与战后历史发展的关联,这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为准绳 优化管理 做好第二轮修志工作

第二轮修志工作不单单是编纂一部书,更重要的是通过认真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实践经验,为新时期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借鉴,真正做到用伟大成就激励人,用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历史教训警示人。地方志工作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生命的沉潜与放达——论宗璞小说中的生命美学观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宗璞是一位深具中西文化素养、独树一帜的作家。她以敏锐的直觉,关照自然万物,关照生命,关照爱与美,由此形成了她作品的独特风格和她的生命美学观。其生命美学观的内涵可以从生命的本质、基本属性、生命美学观的核心等几个方面进行阐释,通过正反对比表现民族生命、个体生命之美。     

王陵卒年考

王陵卒年考曾维华王陵,西汉沛县人。楚汉战争时,曾率众数千人归附刘邦。西汉王朝建立后,因功受封为安国侯。惠帝时,任右丞相。关于其卒年,《史记·陈丞相世家》附载王陵传云：“安国侯既为右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     

独立院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教育探讨

学生党员是大学生中的骨干和核心,树立责任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是对大学生党员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要求。本文结合工作实际,,总结以往学生党员教育活动经验,分析存在的不足,从培训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建立新党员承诺制、开展学生党员述责测评活动、开展学生党员"动"起来系列活动、开展党员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等方面探讨培养学生党员社会责任感的途径。     

重庆大轰炸文物资料展览在重庆黄山展出

重庆大轰炸文物资料展览在重庆黄山展出唐维华为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而陈列的《重庆大轰炸文物资料展览》,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在重庆市黄山陪都遗迹陈列馆的草亭正式开展。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陪都重庆为日寇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承受了在...     

《后汉书·光武帝纪》辨误二则

1·《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云:“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战於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这里所载“甲子”,当为“壬子”之误.《汉书·王莽传·下》云: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亦云:地皇四年“二月辛巳,设坛场於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亦即刘玄更始元年.另据《汉书·王莽传·上》载.王莽上台后,改国号,并改元,同时又改历法,把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朔癸酉”,改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也就是说.王莽时所用历法比原来西汉时所用历法提前了一个月.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原西汉历法.这样,《汉书》、《后汉书》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往往有一个月之差.因此,《汉书·王莽传·下》所载: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亦即更始元年“二月辛巳”.既知更始元年二月朔日为“辛巳”,那么其正月之朔日即可推定.当时正月为二十九天,查干支表,上推二十九天,则为“壬子”,而非“甲子”.另查陈垣《廿史朔闰表》,更始元年正月朔日亦为“壬子”,恰好相合.以此可证,《后汉书》当属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