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三

第八章 绳纹时代的习俗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实际上难以对绳纹社会的组织及制度加以考察。在没有历史传说、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为了讨论绳纹时代的社会结构,只有从其他国家的原始民族学入手,摈弃不合理的部分,对上述问题作以探讨。本章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分析绳纹时代的习俗。 前面我们介绍了绳纹时代盛行拔牙的习俗,这种风俗在其他民族中也能见到。关于拔牙风俗,一般都认为与成年式或成女式有关。但也不全都是这样。在爱知县渥美郡田原时吉朝贝丘遗址出土的人骨中,121个个体中有114个个体发现拔牙现象。宫城县桃生郡宫户村里滨贝丘遗址发现人骨13个个     

回忆在中国工作的日子

30多年前,我来到中国,先后在几个城市的医疗部门工作过.回国后,经常回忆起在中国工作的日日夜夜.浮想联翩.往事如昨,历历如绘,跃上心头.这里记述的,仅是其中的几个片断而已.     

论构建党的执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几个问题

构建党的执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要从中国的国情、党情出发,从更高的层次和要求来评价党的执政能力,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确立构建党的执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着重从执政的合法性主题、执政的绩效主题和执政的可持续性主题等方面,建立党的执政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智度寺塔游人题迹

涿州智度寺塔自辽太平十一年(1031年)建成以来,历代游人在塔上留下了大量题迹。本文对智度寺塔内的题迹进行整理,并作了初步考证。     

从铁器的金属学研究看中国古代东北地区铁器和冶铁业的发展

本文主要依据河北易县燕下都、吉林榆树老河深和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等遗址出土铁器的金属微观组织和制作技术研究结果,讨论中国东北地区的铁器和冶铁业的发展问题,指出中国古代东北地区铁器的使用和发展是与居住其上的民族在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国中原地区的接触和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铁器或者铁器制造技术,接触并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器文化,并创造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文化,其铁器的制作工艺亦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质量逐步得到提高,并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贴钢和夹钢制品、可能为灌钢的制品和第一件具有砷偏析组织样品等,表明东北地区的古代钢铁技术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冶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由于目前尚未在本地区发现冶铁铸造遗址,所以进一步探索东北地区铁器和冶铁业的发展历程需要考古学家的支持与工作.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     

陈独秀在广州（下）

从上述一节所见,陈独秀到粤后在广州以教育委员会为中心真正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而事实上陈独秀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然而其所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抵抗和反对也是很激烈的,那些仇视新文化、新思想的士绅势力给了他一个十分恶毒的名字,把陈独秀谐音称为“陈毒兽”,遭到了他们的集中炮火的攻击。     

也谈争取领导重视方志工作的艺术

众所周知,编修地方志书的工作是政府行为,地方志书是“官书”。因此,当地政府官员是否重视地方志工作,也就成了地方志事业成功和发展的关键。经历20多年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发展的实践,“争取领导重视是关键”已经成为了方志界同仁的共识。然而,如何争取领导的重视却又成为了方志界仁智各见的问题,也是方志部门领导认为是颇为“头痛”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争取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是方志界同仁一门值得钻研的艺术。     

国共关系与日本——战争末期的“容共”纠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共力量的消长,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开始讨论拉拢中共的"容共"政策,推动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他根据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判断,希望以"容共"为前提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的反对。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英美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汪伪三个政权,以"中国人治理中国",意图分化国、共,维持与苏关系,因为这一政策也妨碍了华北方面军的反共宣传,和对中共华北游击队的清除,而遭到反对。194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日中苏提携",在中国以"容共"为手段,利用苏联的影响谋求与重庆和延安达成妥协,最后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日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宣传其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共",现在日本政府又打算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其战争末期的混乱可见一斑。     

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过程及其科学意义

锦纶会馆是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荔湾区繁华的商业街内,始建于清代雍正元年(1723),是广州唯一保留下来的丝织业行业会馆,也是反映清代广州丝织行业盛衰的历史物证,更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行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重要实物资料。1999年,广州市计划在老城区西关开辟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