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政治下的悲剧(续完)——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1945年8月5日,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提供的专机,离开重庆再度赴苏,从而拉开了中苏第二轮会谈的序幕。 这次中方代表团的规模有所扩大,其成员除上文提到的外,有新任外长王世杰,以及熊式辉、刘锴、朱光沐、江季平等;苏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未变。     

抗战后期美国调处国共关系始末(下)

五、赫尔利的翻云覆雨 1944年11月10日,赫尔利携带着油墨未干的“五点协定”与周恩来同机返回重庆。 可以说,赫尔利是满怀着希望返回雾都重庆的。参与谈判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也认为:“这—切都已显示出很大的可能性。”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不过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令赫尔利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派人将“五点协定”的副本送给宋子文时,这位代理行政院长当即气急败坏地跑到赫尔利的寓所,指责他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欺骗了”,说“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张     

童子军与童天王：清代科举中的童生及其劣化

童子军在清代多指童生群体，意涵中性。童子军应试时规模庞大，从县试数百数千人，到府试、院试可达成千上万人。难青一衿的童生已具备士之属性，凭借其掌握的知识或技勇，在当地社会事实性享受一些优待和尊重。童天王多以形容考试期间滋闹之大胆童生，如闹考、哄闹衙署、滋闹街市、聚赌造乱、冲击教堂等。该称号多出现于晚清文献中，说明晚清童生气焰嚣张，既令人恐惧，又受人鄙夷。原因在于官方监管和约束童生艰难，咸同兵燹后宽额滥送和待士宽纵更加剧了士习嚣陵，且童生治生多重于应试，科举、功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童生为利而试，亦由利之纷争而滋闹。兼具士、民双重特征的童生成为似士非士的游民，反映出科举制在基层社会从“读书种子”内部瓦解，以及官方养士储才理想期愿的落空。     

从走方医看前近代中国官民互动与民间医疗世界——以雍正、嘉庆朝两起案件为中心

本文以雍正朝和嘉庆朝两起走方医案件为中心,利用档案中的诸多细节还原走方医迫于生计挟技逐利的日常医疗活动,彰显出清代民间医疗世界的多元面相。由于其流动的生活方式有悖于安土重迁的传统价值观,且常用欺骗性手段招揽生意,加之人际关系复杂,对统治秩序有潜在威胁,故常被视为莠民,时有被盘查甚至卷入官司的风险。这种官民博弈的内在冲突正是小民为求生存的艰难挣扎与官方对其流动为匪的疑惧之间张力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