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陕西北路发现清墓

1984年6月,上海普陀区工业分公司工程队在陕西北路挖下水道时发现两座清代墓葬。上海博物馆考古部派员前往作了清理。墓葬距地表0.5米。结构简单,只在棺外用糯米浆三合土封闭。其中一座为夫妇合葬墓,编号为陕M1—1(女)、陕M1—2(男)。另一座墓为单棺,编号为陕M2。两座墓棺外均髹黑漆,棺前宽后窄,棺盖凸起呈弧形。陕M1—2棺内后和钉有铜镜一面,陕M1—1、陕M2棺内后和各钉圆形铜皮一块。两墓尸体均已腐朽。陕M2未见随葬品,陕M1随葬有金银饰件和玉器等,现介绍如下。     

浅析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的“南进计划”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在大力向北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个向南发展的战略计划。由于南进计划在皖南事变前未能实行,始终只是个计划设想,加上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所以南进计划长期以来一直为人忽视。也有人根本否认有过南进计划。南进计划甚至成了项英右倾错误的重要内容,认为“很早以前,项英同志就坚持南进,与中央的北上指示相对立”,以致在行动上对东进、北上消极等待,观望动摇,使我军在江南一再丧失大发展的良好时机。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皖南事变时,曾诬蔑新四军北撤是假;“搞‘三山计划’”是真,并以此为反共的烟幕和     

梅州大埔客家民俗文化与红色旅游协同发展的模式和策略探析

民俗文化与红色旅游协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手段,将客家民俗文化与红色旅游相互融合,可开创全新协同发展模式。本文首先分析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客家民俗文化与红色旅游协同发展的意义,其次总结大埔客家民俗文化与红色旅游协同发展的意义,最后提出二者协同发展的模式和策略,希望能够促进大埔旅游业健康稳定发展。     

密县打虎亭汉代画象石墓和壁画墓

1959年12月,河南省密县牛店公社打虎亭生产大队在农业生产中发现了两座大型汉墓,河南省博物馆即派人会同密县文化馆的同志,对这两座汉墓进行了调查。1960年2月至1961年11月,对这两座汉墓进行了发掘。     

阳新枫林镇两处宋、明墓葬发掘简报

为配合大(冶)沙(河镇)铁路工程建设,省、地、县文博部门派员联合组成大沙铁路阳新工段考古队,对阳新工段铁路沿线地区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这里仅将阳新枫林地区1986年9月和1988年2月先后两次发掘凤凰头和坳上塆等两处(图一)宋、明墓葬的情况分别简报如下。     

武昌南齐刘觊地券刻符初释

一九五六年,湖北省博物馆在武汉东郊何家大湾发掘了四座南朝纪年墓,其中M193号墓内出土陶质买地券一方,券身刻楷书二十一行,满行十九至二十一字不等,券文开头为“齐永明三年太岁乙丑十一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按西历该年为公元485年,文内称此券系为死者刘觊所立,券后刻符法一道(以下简称刘觊符,见图一)。从目前已发表和见于著录的资料看,这是我国华中地区首次发现的纪年明确、时间最早的道家刻符,在道教史的研究中有一定价值。可能由     

明抄《阳春白雪》残存六卷本新见散曲校议

八十年代初发现的辽宁省图书馆存罗振玉旧藏明抄残存六卷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有元代戏曲家杨舜臣、马致远、王大学士等十三人的佚作二十五套。这是继《笔花集》和九卷本《阳春白雪》之后元人散曲又一次新的发现,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些曲作由陈加同志辑录,以《<全元散曲>补遗》为题,揭载于《文献》1980年第2辑。对这些初次发现的佚作,辑者根据某些残曲     

贵州禅宗大师丈雪及其佛教活动

丈雪,法名通醉,号禹门,丈雪乃其字,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寂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终年八十四岁,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贵州临济禅宗大师,是《中国佛学人名辞典》中唯一有记载的贵州和尚。其著作有《青松集》、《丈雪语录》十二卷,《锦江禅灯》二十卷等。明清之际,中原危难扰攘,战争频繁,而西南以边微之地,相对来说较为安宁,故佛教出现鼎盛局面,其间名僧辈出,他们创建禅寺,培养弟子,制立清规,弘教开宗,接引信徒,大畅宗风,与士大夫往来唱和,同名士文人共参“教外别传”之旨,使西南佛教得与中原     

论沙皇俄国国家杜马的性质

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以后,沙皇政府被迫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俄国政体发生了由“由无限专制制度到改行君主立宪”的演进。在探讨这一时期国家制度的变化时,国家杜马的性质尤为引人注目。苏联学者或是认为,据十月十七日诏书建立的国家杜马没有立法权,只是专制制度的附属物;或是认为,它是用伪立宪形式掩盖专制制度的立法咨议机构;个别     

一幅秦代的陈兵图——论秦俑坑的性质及其编成

秦始皇陵兵马俑从葬坑的发现,引为世界的一大奇迹。“奇”之于气魄之雄浑、内容之丰赡,使我们进而认识到秦人创造力之伟大,中华文明之璀灿。从更深的意义上说,秦俑坑及其文物,已不独为中国人之骄傲,而应属于世界人民共有之文化财富。无为之作,绝无仅有。秦俑坑之构筑,也当然地毫无例外地受着某种意识的支配和总体规划的制约。作为考古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透过欣赏奇迹的表层,揭示它隐匿的思想脉络,更有必要。责无旁贷,非此莫属。但本人见识浅陋,面对学界同人,郢所之望实是诚焉。 (一)关于设置兵马俑坑意图的研究现状和我之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