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是”与“做”

引子：“躺在权利之上的人”我曾记得末弘先生在讲到民法时效时说了这么一件事：某人借钱给别人,自己却不好意思催还,而借钱的人因此窃为己有,最终老实的债主吃了亏。时效制度说明,凡是长时间不行使权利的人（“躺在权利之上的人”）是不受民法保护的。“躺在权利之上的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认为,那种安于“只要不因请求行为而产生时效中断仍是债权人”的人,终究会丧失债权。这一法理意义深刻,并超出了民法的范围。日本国宪法第２０条记载：“本宪法中保障国民的自由及权利必须由国民不断保持之。”这一条款与“基…     

道子和富予——通奸妇女的两个典型

1 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十五年间,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此同时,美军的占领所造成的封建体制的全面崩溃和女性参政权的实施,又向日本的女性宣告了崭新的“战后时代”的开始。作为战后文学的第一位女主人公,选择《武藏野夫人》的道子与富子,这并非是笔     

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续）

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续）日本东洋大学谷口房男著广西民族学院谢崇安译三、明清时代编纂的广西地方志和《殿粤要纂》这里,我们打算对明清时代广西地方志收录的《殿粤要纂》作一简单的介绍。本书是一部关于明代广西兵防和边防的专著,它不仅是了解明代广西兵防体制的...     

家园巧沟通 共育促成长

<正>陈鹤琴先生曾说过：“幼儿教育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必定是幼儿园和家庭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因此，家园沟通一直是幼儿园教育的永恒话题和重要内容。在居家背景下，幼儿园实行封闭式管理，转变了原有的家园沟通模式：线上交流多于线下交流、现场活动直播多于现场活动参观、育儿指导多于家园共育等。本文借助相关案例，浅谈居家背景下家园沟通策略。     

日本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引　　言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他不是从权力一方来把握历史,也不是从革命运动的政治斗争史立场来分析中国,而是始终以人们的日常世界作为研讨对象来研究北平市民的“水会”,试图描绘出当时的北平社会。这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实证研究。①今堀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仍多聚集于中国政治史领域,对于同社会史相关联的城市史,却长期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其标志是创立上海史研究会(1990年)和天津地方史研究会(1992年)。从此,日本…     

吉林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北发现三座辽代墓葬

201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北发现的三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其中M1、M3破坏严重,仅存墓底铺砖;M2为方形砖室墓,出土陶瓷器、铁器、砖雕建筑构件、壁画残块等遗物,根据出土遗物和墓葬形制推测,其年代应在辽代中晚期。这三座辽墓的清理为研究城四家子古城的葬俗与物质生活提供了新材料。     

对云计算与云存储技术研究的探讨

自改革开发以来,经济得到快发展,也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在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最为迅猛。21世纪是个信息化的时代,在计算机领域出现了新的计算形式即云计算。云计算是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在这种计算模式下,数据存储模数也出现了新型的模数即云存储。本文讲简单介绍一下新型的计算形式和相对应的新的存储数据方式:云计算和云存储     

浅谈档案的归档管理和利用

现今的信息化时代,网络发展的迅速促进了办公自动化的发展,而档案的归档、管理和利用的数字化也是提上了日程。本文就此做些简单的探讨。     

晚唐、五代时期的陶瓷贸易

中国陶瓷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出现,是在九世纪初,即晚唐时期起,主要是向亚洲各国出售的商品。这在这个时期属于亚洲各国的遗址中——尚不用说诸如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各遗址,而在爪哇的婆罗浮屠(Borobudur)和帕兰邦那(Prambanam)遗址,斯里兰卡(Sr ilanka)的曼塔(Mantai)遗址,巴基斯坦(Pakistan)的邦鲍(Bambhor)遗址,伊朗(I ran)的西热(Sirad)遗址和内沙布尔(N ishapur)遗址,伊拉克(Iarq)的萨迈拉(Samarra)遗址,埃及(Egypt)的福斯特(Fustat)遗址等,都一起明确地发现了这时期的中国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