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情感史研究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方向?

正要回答本文标题所提的问题,笔者觉得可以从2017年诺贝尔奖经济学的颁奖讲起。该奖公布之后,学界和媒体都稍感意外,因为得奖者理查德·塞勒(亦译泰勒,Richard Thaler),虽然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多年,但并非"正宗"的经济学家。如果读者有便读一下塞勒与人合作的《助推》这一本著作,一定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本书实在不太像常见的经济学著作,因为它不但语言生动,而且处理的问题如同书的副题所示,是《事关健康、财富和快乐的最佳选择》,更像一个社会学家、心理     

陳寅恪治學興趣和研究轉向再議：以20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爲中心

近代學者陳寅恪以其史學名世,但他治學的方向,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轉變。陳寅恪自早年在海外求學開始,專注學習外國語言,以文字學(philology)的研究爲專攻,歷史學爲輔。1919年他在哈佛求學,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晤面,討論佛理,由此而專研亞洲文字,以漢朝以降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爲對象,直至任教清華期間(1926—1937)。但抗戰的爆發,迫使他轉向隋唐史,基於通史類的著作,撰寫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二書,對隋唐史的演變,做出了宏觀、通貫的獨到解釋,確立了他在史學界的地位,其國際、國内影響延續至今。     

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史学史?——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去世之际的反思

国际史学史名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于2017年11月26日去世,这是史学史领域的一大损失。伊格尔斯生前与本文作者有师生情谊,并合作出版了包括《全球史学史》在内的著作。在伊格尔斯逝世之际,作者对史学史研究的今后走向,就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如何具有全球的眼光,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地文明历史意识的不同表现,克服将书写的历史作为史学史研究唯一对象的偏见。第二是提倡史学史研究的时代感和批判意识,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探究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变化,并对以往的历史书写,具有批评的态度,以求促进历史学的进步。     

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潮流曾深深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一样,苏联解体(1989—1991年之间)和冷战之后变化了的政治格局给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中预言,在苏维埃共产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历史进化思想在西方的形成和演变

人类历史正在通向一个令人鼓舞的未来,这在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即使在西方的未来学家眼中,人类的未来也是有希望的。阿尔温·托夫勒那本鼓动性很强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就是一例。然而,这种历史进化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西方,历史进化观念的确立也只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因此,探索一下这一过程,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总结过去、面向未来,从而更好地把握住今天。     

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

胡适与何炳松同为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误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关他们的学术背景。胡适尝言:历史是我的训练。但其实胡适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出身,他的本专业是哲学,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学史。与胡适相比,何炳松向来被视为专业历史学家,誉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何炳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