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史学史?——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去世之际的反思

国际史学史名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于2017年11月26日去世,这是史学史领域的一大损失。伊格尔斯生前与本文作者有师生情谊,并合作出版了包括《全球史学史》在内的著作。在伊格尔斯逝世之际,作者对史学史研究的今后走向,就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如何具有全球的眼光,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地文明历史意识的不同表现,克服将书写的历史作为史学史研究唯一对象的偏见。第二是提倡史学史研究的时代感和批判意识,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探究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变化,并对以往的历史书写,具有批评的态度,以求促进历史学的进步。     

世界秩序：旧与新

本利用一种广泛的结构方法,考察了自公元前3500年以来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的演变,特别是对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构成影响的单位(“UNIT”)规模与影响的变化,从而对世界秩序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并对美国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世界秩序理论进行了批判。     

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潮流曾深深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一样,苏联解体(1989—1991年之间)和冷战之后变化了的政治格局给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中预言,在苏维埃共产     

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

今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主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的小型座谈会,除重点学科的成员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庞卓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所长张顺洪应邀出席。与会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八封信入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唯物史观,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这里发表六位学者的发言稿,希望引起学界更广泛的重视,共同开创唯物史观研究的新局面。     

西方全球史的方法论

本文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即跨文化互动研究的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跨文化互动研究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全球史的发展表明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包容性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西方对自身的界定更加明确,对自身历史的阐述与认同更加清晰;同时也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各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判断。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总结了各种历史现象,但却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方法论上并未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历史进化思想在西方的形成和演变

人类历史正在通向一个令人鼓舞的未来,这在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即使在西方的未来学家眼中,人类的未来也是有希望的。阿尔温·托夫勒那本鼓动性很强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就是一例。然而,这种历史进化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西方,历史进化观念的确立也只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因此,探索一下这一过程,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总结过去、面向未来,从而更好地把握住今天。     

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

胡适与何炳松同为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误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关他们的学术背景。胡适尝言:历史是我的训练。但其实胡适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出身,他的本专业是哲学,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学史。与胡适相比,何炳松向来被视为专业历史学家,誉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何炳松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

文明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单位。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文明间的多层次交往频繁进行,既有对话、合作,也有差异、分歧。由此角度看,世界历史进程就是不同文明互动交往的过程。有鉴于此,我们邀请四位学界同仁,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研究角度,探讨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这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文明本身及文明交往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促进对当代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