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克拉夫对欧洲历史的解读

20世纪中叶,通过对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在自身对欧洲中世纪史的深入研究和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巴勒克拉夫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对欧洲历史的看法和认识。通过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深入解读,巴勒克拉夫从理论前提上完成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为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

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资产之一。在世界史研究和编纂过程中,应当通过对通史传统的深入挖掘和不断发扬,赋予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鲜明的民族特色,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这就是究竟如何避免各种片面和局限,构建科学和系统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这一时代要求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和演变的内在规律,为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它通过深入揭示生产力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历史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支持,并且为当代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的研究和编纂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指南。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本刊自本期起开辟《国外史学的新发展》栏目 ,主要发表各类文章介绍和评述国外史学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国外史学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和认真研究的。可以说 ,这次新发展的意义并不下于上次 ;也就是说 ,上次的发展标志着新史学取代传统史学 ,使史学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而这次的新发展 ,可以说是对新史学的挑战 ,预示着一种更新的史学可能出现。如果说上次的变化的发端是在上个世纪之交 ,即 1 9、2 0世纪之交的话 ,那么这个世纪之交 ,即 2 0、2 1世纪之交发生的这次变化不也正是一次同样深刻的变化的发端吗 ?因此 ,我们要预测 2 1世纪国外史学的发展 ,就不可不深入了解 2 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这次新发展。而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 ,各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 ,我国史学的发展既不可能不和国外史学发生相互影响 ,也不可能再闭关自守 ,不去了解和研究国外史学的变化。总之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我们都应加强对国外史学新发展的研究。2 0世纪 70年代国外史学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即 :一 ,西方新史学的转型 ;二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 ;三 ,苏联解体前后 ,俄国史学的剧变。当然 ,这三个方面并不能概括国外史学发展的全部 ,但应该     

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续）

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还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的爆发,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李泽厚等人在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史学史的演变的论着中,提出了颇为着名的“启蒙舆救亡”双重变奏的论点,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国富强的过程中,不断在“启蒙”或是“救亡”这两极中摇摆。     

为什么情感史研究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方向?

正要回答本文标题所提的问题,笔者觉得可以从2017年诺贝尔奖经济学的颁奖讲起。该奖公布之后,学界和媒体都稍感意外,因为得奖者理查德·塞勒(亦译泰勒,Richard Thaler),虽然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多年,但并非"正宗"的经济学家。如果读者有便读一下塞勒与人合作的《助推》这一本著作,一定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本书实在不太像常见的经济学著作,因为它不但语言生动,而且处理的问题如同书的副题所示,是《事关健康、财富和快乐的最佳选择》,更像一个社会学家、心理     

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

互联网不仅改变着当代生活,也在记录和创造着历史;它不仅改变了史学研究方式,也影响和改变着史学家。史学家不仅在文献和文物中研究历史,更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悟历史,因为昨天的生活就是今天的历史。显然,互联网极大地丰富了史学家的历史感受,这种感受必然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本刊特邀请了几位学者笔谈互联网对史学观念的影响,希望学界更多地关注这个正在影响和促进史学变革的现象。     

陳寅恪治學興趣和研究轉向再議：以20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爲中心

近代學者陳寅恪以其史學名世,但他治學的方向,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轉變。陳寅恪自早年在海外求學開始,專注學習外國語言,以文字學(philology)的研究爲專攻,歷史學爲輔。1919年他在哈佛求學,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晤面,討論佛理,由此而專研亞洲文字,以漢朝以降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爲對象,直至任教清華期間(1926—1937)。但抗戰的爆發,迫使他轉向隋唐史,基於通史類的著作,撰寫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二書,對隋唐史的演變,做出了宏觀、通貫的獨到解釋,確立了他在史學界的地位,其國際、國内影響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