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

抗日战争是中国民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独特又极为重要的时期。在战争的硝烟中,互相对立的集权和民主趋势都各自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国民党的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民主运动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最终,固守一党专政体制的国民党逐渐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具有在野党与区域执政党双重身份的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了民主的旗帜,既竭力向国民党要求西式民主,又在自己的统治区域探索试行新的民主制度,并发展出新的民主政治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对战争后期的民主运动发生影响的国际因素也不可忽视,美国对国民政府经历了一个从期望到失望的过程,而中国人民对美国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期望到失望的过程。从长远来看,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在民主问题上的一失一得,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视野--读《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一年多前 ,我便有幸读到戚其章先生的近作《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那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召开了这一课题结项的审稿会。我虽对甲午战争素无专攻 ,但戚稿的书名却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急切地想知道 ,作为国内甲午战争研究的大家 ,戚先生数十年来已在这一方面发表了若干很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 ,这本书稿能不能带给我们更新的东西呢 ?从国际法的视角来审视甲午战争 ,这对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戚先生的尝试能不能成功呢 ?读完书稿 ,我的疑问也随之打消。现在 ,戚著已经面世 (人民出版社 ,2 0 0 1 ) ,作…     

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

本文以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叙述为中心,试图比较抗战后期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及国民政府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与英美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     

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由一个不断遭受外国欺凌的并被不平等条约所束缚的弱国跃升为对世界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在这八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国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终于与中国兵戎相见,最后签呈降书;长期以来扮演在华列强领头羊角色的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以往并未受特别重视的苏联和美国先后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外援,而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战时中外关系的这些变化,将对其后…     

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

目前,人们对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应变的剖析还不够深入,在论述国民政府的抵抗决心时忽视了对其避战愿望的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这样两个问题：南京政府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作出抗战决策的？其主要军事决策人的愿望是求战还是避战？（一）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卢...     

艰难的起步:1938年美国对华政策透视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中立到援华的发展过程。在这四年半中,美国对中国有同情,也有冷漠;对日本有斗争,也有妥协,但其总的趋势是一步步朝着援华制日的方向发展的。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过程中,1938年具有重要的开创性的意义。这一年中,美国对于日本的称霸野心、中国的战略地位及美国的远东战略的     

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

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王建朗“远东慕尼黑”是国内史学界长期沿用的指责英美等国为绥靖日本而不惜出卖中国的一个说法。在纪念抗战胜利５０周年之际所出版的一些论著中仍不时见到这一提法，即使是一些颇有份量的大部头专著也不能免。可...     

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

在国民政府发起的“革命外交”中 ,日本政府不肯顺应中国形势的变化 ,而依然以旧思维和旧方式来对待中国。日本从一开始便拒绝承认中国有宣布旧约终止的权利 ,并曾想抵制中国实施暂行国定税率。日本的僵硬态度不仅为中国所反对 ,也未能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 ,在其他各国都与中国订立新的关税条约一年半之后 ,处境孤立的日本才与中国订约。日本政策过于短视 ,它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是短暂的 ,而长久留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则是敌对和不信任感     

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

对于参战案的探讨,以往较多集中于府院之争、派系之争、南北之争上,对参战一事颇多贬斥。从外交史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实有必要。欧战爆发之初,北京政府宣布中立。这一政策看似稳妥,但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境况下却蕴藏着危机。虽曾有人提出对德采取积极进取政策的建议,惜未被采纳。1915年末,北京政府暗中与协约国有接洽之举,但在日本的反对下退缩。1917年,转机出现。围绕着中国是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绝交宣战,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将领及社会各界都卷入了争论。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北京政府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以参战为筹码,北京政府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的满足。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     

英美战时废约政策之异同与协调

与应付20世纪中的若干重大事件相似,抗战时期,英美在对待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同样保持着协调的姿态。他们同时向中方作出展开谈判的提议,并提出了相差无几的条约草案,最后又在同一时间与中国签订了原则和措辞大体相同的新约,给世人以英美一体的感觉。本文通过对英美间往来电文的分析,指出英美确在总体上力求协调,并在全局上保持了同一步调,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及购置不动产等问题上,英美都存在着分歧。中关谈判的顺利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对英国形成了压力,推动了中英谈判的进展。对此,英国颇多怨言。英美之间分歧的产生,其原因不只在于英美在华经济利益或英美国内体制上的差别,更深层的原因是,英美对于战后世界的勾画,对于中国角色的期待和定位都有着相当不同的认识。美国已经策划在一个新世界中充当领导角色,而英国则仍然怀念着一个已注定无法回复的旧世界。战时英美在对华政策上所呈现出的种种差异,其根源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