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

绅士是中国社会中颇为重要的集团力量.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它的发展变化动向与整个近代社会历史演进的轨迹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绅士的界定,学术界不曾有统一的认识.张仲礼认为绅士是有科举功名之士;有的学者则把绅士等同于“知识分了”等等.笔者认为,绅士集团既不限于科举功名之士,又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分子,而是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绅士包括了生员以上的科举之士,也包括具有武功名生员以上的人员,还包括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身份,顶戴的人员(捐纳、保举等).绅士既是封建科举制,又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作为社会集团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绅士的地位举足轻重,居于社会结构体系的中心,是封建时代社会(?)但在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和(?)定向的变动,社会流动非但不趋向于绅士集团反而绅士们大量向其他社会集团和阶层移转流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空前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又可视为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尺度.     

民族复兴之基石——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与演进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整体衰败,触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重建农村、复兴农村的高度关注。所谓"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二语,渐已蔚为时代潮流……国家内政,除以农村为全部施政之对象外,更有何事急于此者!"①1933年是"农村复兴"思潮事功显见的一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为标志,"举凡政府机关,有识之士,无不以此为当务之急"。②此后,整个知识界和政界的热议主题无不以"复兴农村"为旨归:"一九三四年中国学术界所贡献于农村问题者,可谓空前,时髦所至,人人以谈农村问题为荣,一变从事憧憬都市文明之正面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其中,五个实验县各有特点,但是,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国家政治结构变动并未出现地域性的根本差别,因而,尽管在具体的进程和操作方式上有所区别,甚至在参与力量和主体上也有所不同,县政建设运动整体上却有着共同的历史特征。它的运作模式、实验方式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     

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乡村雇工

20世纪前期山西乡村雇佣关系有较大发展,其中短工群在雇工中占有重要地位。雇工中打短工者贫农最多,其次是中农、贫民和雇农;而中农、贫农常常兼雇主与雇工的双重角色,但出雇日远多于雇入日。雇佣关系的社会构成涉及乡村社会各主要阶层,雇主和雇工双方角色并不完全固化。雇佣关系的普遍化是通过雇工身份的非固化或雇佣角色的互换性得以实现的。山西乡村社会的雇佣关系,是一种多重身份、地位和角色交叉的网型构造。对于雇工群体的时代性认识,有必要置于当时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事实中进行研究。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探寻转型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奥秘自然成为社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力图再现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图景,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历史借鉴。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

近代以来,在急剧变动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加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韵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虽然中国迟缓的近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造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其实,现代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持久冲击和无尽的困惑依然存在。这是我们今天也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刊发在本期“乡村史研究”的一组文章,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值得珍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观点。诚如本栏论文所言,历史研究者的优长则恰恰在于能够超越具体的理论模式,“拥有比当时的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足够的历史检验认识的高度。因为他有着在历史演进与模式成败之间充分比较的认识条件”。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的深入,更期待引起更深层面的讨论。     

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

20多年来,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学科复兴、体系建构和稳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为:区域社会史成果突出,其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化;近代乡村史研究方兴未艾,走向深入;新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史引人关注。对于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突破教条,重构体系;汲取新知,更新方法;三大转向,完成转型。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     

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乡村史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乡村史的研究也初露端倪。     

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学变动取向的学理认知。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记述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只有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出现。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

<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①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历史学也是当代中国辉煌成就的内容之一。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②就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