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府大道北延线(德阳段)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调查简报

2019年5月至6月,为配合天府大道北延线(德阳段)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道路施工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共发现5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1处汉代遗址、1处宋代遗址、7处汉代至宋代墓地以及27处零星遗存点,其中5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是此次调查最重要的收获,对于认识三星堆遗址周边区域的聚落形态及其与三星堆遗址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祁惠墓志考

周口市博物馆现藏《祁惠墓志铭》一块,青石质,边长74厘米,厚9厘米,重300斤左右,墓志铭为阴刻行楷,共29行848字,序文680字,主要追述祁惠的世系、籍贯、功绩和经历,铭文134字。本文由此墓志入手对人物、地望、官职等方面进行考证。     

西汉宗庙再议

由于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人们的灵魂观念非常强烈 ,对先祖亡灵的祭祀达到极致 ,所谓“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2。因此 ,人们非常重视先祖亡灵“居住”的礼制性建筑——宗庙。《礼记·曲礼》载 :“君子将营宫室 ,宗庙为先 ,厩库次之 ,居室为后。”《墨子·明鬼》云 :“昔者     

都市圈一体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一体化发展是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协调治理的新要求,由于其空间尺度不同,出现了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一体化等多个概念。都市圈是城市群的重要组成单元和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加强都市圈一体化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内部、区域与国家、区域与全球的协调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中国都市圈一体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综述结果表明：(1)一体化及都市圈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使得都市圈一体化在概念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2)研究理论框架多借鉴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适配性限制了对都市圈一体化的机理研究。(3)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匮乏,高适配性的理论体系构建还有待加强。(4)随着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区域一体化实践的深入,都市圈一体化研究正面临制度、功能、生态、文化和关系等方面的转向。     

中国末代帝、后、妃的婚姻悲剧

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历史的发展使他命运多舛,封建皇室的婚姻又导致了他感情的悲剧。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本世纪内中国婚姻史上的大悲剧之一了吧。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室的大婚礼是在1922年12月1日 (农历十月十三日)。其实当时的博仪早在10年前便已逊位,但根据北洋政府的《优待清室条件》他仍在紫禁城里保持     

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

对凤翔秦公陵园的首次钻探与试掘成果,已经作过详细报道(见《文物》1983年第7期)。自1985年10月至1986年2月,我们再次对秦都雍城秦陵区进行了钻探与试掘。两次共探出大墓43座,探明了10座陵园有规整的隍壕,3座陵园的隍壕已发现线索,尚未全部摸清。但可以肯定每座陵园均有壕沟作为防御设施。第二次工作的主要收获,除对第一次简报中已公布的各类大墓进行复核外,又新探出了中字形大墓4座,甲字形、刀形和     

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

拜读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一书,我认为这是一部较为重要的田野考古报告,其成果显示了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善莫大焉”,可喜可贺.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有了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一个世纪以来,从中、日、法、美多国专家的短期踏查、测量,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博物馆的部分勘察和试掘,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系统调查和重点发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果[1-2].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等单位勘察了茂陵,并先后对长陵的陪葬墓、汉文帝窦皇后南陵的从葬坑、阳陵的刑徒墓地等进行了试掘,了解了个别帝陵的部分布局及结构,开始对西汉帝陵的形制特点有所了解,并发表了若干篇调查、试掘简报[3],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     

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

关于周王陵确切时代及墓主身份的界定,学术界虽然先后有多位专家进行推测和研究,但至今多种观点并存,未能定论。近年来,随着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展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对周王陵进行     

"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汉唐陵墓制度研究”于2001年10月获准立项,这一为期三年的研究课题拟对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陵墓制度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尽管参与本课题的十多位研究人员来自全国多家高校和考古文博单位,但     

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

西汉十一代君主皆葬长安近郊,除文帝灞陵,宣帝杜陵地处长安东南外,其余九陵均在渭北咸阳原上。因其葬地相对集中,又经两千余年雨雪风霜,相关史迹早已湮没不见,故其具体位置及排列次序唐宋以后即迷濛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