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一体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一体化发展是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协调治理的新要求,由于其空间尺度不同,出现了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一体化等多个概念。都市圈是城市群的重要组成单元和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加强都市圈一体化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内部、区域与国家、区域与全球的协调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中国都市圈一体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综述结果表明：(1)一体化及都市圈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使得都市圈一体化在概念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2)研究理论框架多借鉴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适配性限制了对都市圈一体化的机理研究。(3)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匮乏,高适配性的理论体系构建还有待加强。(4)随着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区域一体化实践的深入,都市圈一体化研究正面临制度、功能、生态、文化和关系等方面的转向。     

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二次年会综述

2011年10月25日～28日,由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主办,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12次年会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湘鄂豫皖四省和京、沪、苏、渝、陕等省市以及日本代表15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中国末代帝、后、妃的婚姻悲剧

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历史的发展使他命运多舛,封建皇室的婚姻又导致了他感情的悲剧。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本世纪内中国婚姻史上的大悲剧之一了吧。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室的大婚礼是在1922年12月1日 (农历十月十三日)。其实当时的博仪早在10年前便已逊位,但根据北洋政府的《优待清室条件》他仍在紫禁城里保持     

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

对凤翔秦公陵园的首次钻探与试掘成果,已经作过详细报道(见《文物》1983年第7期)。自1985年10月至1986年2月,我们再次对秦都雍城秦陵区进行了钻探与试掘。两次共探出大墓43座,探明了10座陵园有规整的隍壕,3座陵园的隍壕已发现线索,尚未全部摸清。但可以肯定每座陵园均有壕沟作为防御设施。第二次工作的主要收获,除对第一次简报中已公布的各类大墓进行复核外,又新探出了中字形大墓4座,甲字形、刀形和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比丘林(1777—1853),又名亚金甫神甫,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最杰出的汉学家,公认的俄国汉学的奠基人。1808年,他率俄国东正教第九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前后居京14年,习汉、满、蒙、藏语。比丘林一生从事汉学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语言等领域均有建树。     

湖北随州叶家山新出西周曾国铜器及相关问题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的一批有铭铜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根据考古材料对主要铜器铭文进行了释读,进而讨论西周早期曾国的政治中心及曾与鄂的问题,认为西周早期曾国的政治中心应在今漂水下游南岸的庙台子遗址;西周早期曾与鄂两国一度同时并存于汉东地区,曾国主要地望应在漂水下游以东区域,而鄂国则应在其西约25公里的溠水流域。     

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

拜读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一书,我认为这是一部较为重要的田野考古报告,其成果显示了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善莫大焉”,可喜可贺.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有了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一个世纪以来,从中、日、法、美多国专家的短期踏查、测量,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博物馆的部分勘察和试掘,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系统调查和重点发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果[1-2].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等单位勘察了茂陵,并先后对长陵的陪葬墓、汉文帝窦皇后南陵的从葬坑、阳陵的刑徒墓地等进行了试掘,了解了个别帝陵的部分布局及结构,开始对西汉帝陵的形制特点有所了解,并发表了若干篇调查、试掘简报[3],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     

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

关于周王陵确切时代及墓主身份的界定,学术界虽然先后有多位专家进行推测和研究,但至今多种观点并存,未能定论。近年来,随着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展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对周王陵进行     

曾公(田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

2019年,随州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M190出土的曾公(田求)编钟与同墓地出土曾侯與编钟、嬭加编钟铭文可以互相印证,内容非常重要。本文对该编钟铭文进行释读和初步的注释,考订出编钟年代在公元前646年。文章指出曾国的爵称为侯,但是因为曾公(田求)重新得到了周王室的册命,取得了"公"的爵命。文章还利用铭文资料重新探讨了曾国疆域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