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传播学的起源——《传播学史》的启示

"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扎根于定量研究为主流的美国传播学,但其理论的缘起却远非传播学四大先驱所能穷极。一位身处美国传播学研究核心位置,并与传播学理论发展的步伐紧密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

1940年7月,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同意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中国朝野对此十分不满,国民党高层出现了与英断交、转向联德的呼声,并已开始试探性的行动.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力拒此议,并说服蒋介石基本维持原外交策略,尤其是稍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如德意日结成同盟,德意承认汪伪,英美对日日趋强硬等等),联德之议最终被放弃.国民党内这次调整外交路线的讨论,虽未在事实上弓I起重大震动,但所涉问题,关乎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足以牵动中国抗战大局,也反映了国民党内一些重要人士此期间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动态.     

从传道之师到大学教员：现代学术研究职业化趋向

近代知识人的学术研究出现了职业化趋向.所谓学术职业化,就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着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     

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

中华书局发行的杂志很多,民初发行而比较有名的号称“八大杂志”,即《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其中以《中华教育界》发行最早,创刊于1913年1月,而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当时尤为风行,发刊词题为《中国之前途,国民之自觉心,本报之天职》。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新文化百年 男神“胡适”

有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时代,如果你有幸生活在其间,那么随便出个门、打个酒、听个曲,就能撞到位大师。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群星璀璨。前者已远,后者距今正好百年。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压根儿不是如今流行的“民国范儿”里描述的小清新模样。正好相反,一切都令人窒息:军阀割据     

广西百色杨屋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制品初步研究

杨屋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大旺村杨屋屯东边约250米的杨屋山上,其西侧靠近右江左岸,埋藏于右江第四级阶地。杨屋旧石器时代遗址采集的214件石制品有以下特点:石制品可分为原料及素材、加工工具、砾石石器、石片石器等几类;岩性共有11种,以粉砂岩为主,没有发现变质岩的石制品;石器大部分属于大型石器,小型石器发现较少;石器加工均为硬锤加工;加工方式以正向加工为主,反向加工为辅;石器类型比较简单,包括砍砸器、刮削器、手镐和手斧,其中砍砸器的数量最多且大多数为单面加工。     

关於上海战国竹简中“孔子”的认定——论《孔子诗论》中合文是“孔子”而非“卜子”、“子上”

沉睡二千余年的历史献,迎着新世纪出现了,又在新千年的来临之际影响着中国古代化的各方面研究,为传统的认识带来了必要的思考。《汇报》头版刊登了记施宣圆《上海战国竹简解密》一,北京大学“新出简帛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马承源先生作了《孔子诗论》的报告,有关全幅原大彩色资料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展出,来自亚洲、美洲、欧洲的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出席了会议,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的关注,同时,也有对新的出土资料产生了不同认识的分歧。     

山坳里的伟大预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

提起“开国大典”,人们自然联想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时的难忘景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举行的第一次开国大典。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18年,即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赣南偏僻的山坳小城瑞金,也举行过一次场面热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时主持那次“开国大典”的毛泽东、朱德等人,也正是18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