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另一种生活技术论”的民俗学——城市民俗学与经世济民

近代以后,城市环境造就的新兴民俗开始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的生活技术传承"。城市的兴衰变化十分显著,其传承母体较为分散,故城市中的民俗呈各自发展的状态,而这正是城市民俗学要研究的问题。若是把E.F.舒马赫提倡的"另一种技术"运用到城市民俗学中,或能摸索出其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技术)的存在状态。地域振兴运动中同样存在问题,且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中家庭暴力等事件多有发生。以及,近年来出现了老年人希望"猝死"的现象,从中能看出其背后的高科技社会的混乱等因素。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当下民俗学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城市越是人造化,人们就越是追求自然的生活环境及节奏,面对此类社会性要求,民俗学应随时准备做出回答。     

《史记》《汉书》的东夷王者观

这篇论文,作为批判中国正史东夷传记事史料的第一步,整理了《史记&;#183;朝鲜传》、《汉书&;#183;地理志》、《汉书&;#183;王莽传》的朝鲜观、朝鲜王者观。作为中国正史朝鲜关系记事的发端的《史记&;#183;朝鲜传》其史料价值从来都被人们所重视。可是,其记述是以汉武帝出兵朝鲜为中心,对朝鲜的历史几乎没有表示关系。而且,其东夷王者观是理念化的,中国亡命者都变成其地的王者,并在统治东夷诸族的同时,作为藩属的王而服从于汉王朝。在《汉书》里,朝鲜观及其王者观是多样化的,但与《史记》一样也是理念化的,未客观地描述实际情况。《汉书&;#183;朝鲜传》几乎原封不动地借用了《史记》的记事,在《地理志》郡县条分注里,把箕子、卫氏两朝鲜国,异民族的真番、朝鲜、高句丽诸国安置于乐浪郡、辽东郡、玄菟郡,设定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朝鲜国。在《地理志》分区条里认为,包括朝鲜国在内的东夷诸民族是顺从的,他们之所以彬彬有礼,是因为遵守了箕子之教,由于中国人亡命者变为王者并进行了教化,因而出现了理想化的境地。在这里,可以说找到了朝鲜王者的理想像。与之相反的东夷王者观在《王莽传》中可以看到,王莽把高句丽侯驺认定为异民族的王者,将其抹杀是皇帝的任务。《史记》《汉书》的朝鲜观和东夷王者观不是从客观的史实产生出来的,其记事的史料价值也并不那么高,但给予后世正史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古代钢铁制品中的浮凸组织初步研究

为研究钢铁制品中浮凸组织产生的原因,对14件取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时期的具有浮凸组织的样品利用金相组织鉴定、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化学分析和显微硬度测定等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金相组织观察发现浮凸组织与夹杂物和铁素体晶粒间界有一定的关系,并存在有不同的形貌,其显微硬度均比附近基体高;成分分析表明有浮凸组织的样品磷含量要比没有浮凸组织的样品磷含量高一个数量级。有浮凸组织样品内部磷含量的分布也不均匀。这些结果说明,浮凸组织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矿石中的磷在冶炼过程中进入铁中,而在随后的脱碳退火、炒炼和冷、热加工过程中均不能有效地脱去;同时,固溶在铁中的磷与铁形成薄膜阻止晶粒间界长大、或在埋葬条件下长期时效引起的晶界移动而产生了浮凸组织。     

国共关系与日本——战争末期的“容共”纠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共力量的消长,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开始讨论拉拢中共的"容共"政策,推动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他根据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判断,希望以"容共"为前提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的反对。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英美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汪伪三个政权,以"中国人治理中国",意图分化国、共,维持与苏关系,因为这一政策也妨碍了华北方面军的反共宣传,和对中共华北游击队的清除,而遭到反对。194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日中苏提携",在中国以"容共"为手段,利用苏联的影响谋求与重庆和延安达成妥协,最后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日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宣传其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共",现在日本政府又打算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其战争末期的混乱可见一斑。     

回忆在中国工作的日子

30多年前,我来到中国,先后在几个城市的医疗部门工作过.回国后,经常回忆起在中国工作的日日夜夜.浮想联翩.往事如昨,历历如绘,跃上心头.这里记述的,仅是其中的几个片断而已.     

一九○二年东京“支那亡国纪念会”史实订正

1902年章太炎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是早期留日学生运动中重要的历史事件。“此举影响于各省留学生绝巨,其后留学生中爱国团体缤纷并起,即导源于亡国纪念会也。”①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著述中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均以冯自由在20世纪20—40年代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中所述为依据。②由于冯氏当事人的特殊身份,其回忆颇具权威性。然而,关于支那亡国纪念会的若干史实,冯自由的回忆并不完全准确,有些地方还有明显失误。本文将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     

西夏文字的特性——对其文字结构的新探索

1. 新文字文化圈的诞生和西夏文字遗产 十一世纪之初北宋年间,在汉字文化圈的西北隅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文字文化圈,这就是西夏文字文化圈。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已在1032年创造了体现本国文化象征的国字,于1036年颁布推行。创造国字可谓显示了这一新兴王国朝气蓬勃的宏伟壮举。     

陈独秀在广州（下）

从上述一节所见,陈独秀到粤后在广州以教育委员会为中心真正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而事实上陈独秀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然而其所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抵抗和反对也是很激烈的,那些仇视新文化、新思想的士绅势力给了他一个十分恶毒的名字,把陈独秀谐音称为“陈毒兽”,遭到了他们的集中炮火的攻击。     

王建墓棺床石刻二十四乐妓

序言 1942年,在四川成都西郊发掘出了五代前蜀(901—925)(译者按:原文如此)皇帝王建的陵墓。1955年,杨有润氏发表了有关王建墓石刻的研究文章,并附有二十四乐妓的照片(《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1956年5月,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在日本东京举办了“中国佛教美术展览会”。会上展出了杨有润氏提供的王建墓石刻乐妓的大型照片24张及其他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对于研究中国音乐史特别是唐宋音乐史来讲具有重要价值的王建墓石刻,遂为世人所知。在这篇文章中,由于笔者无缘     

从“沈氏述祖德碑”谈吴兴沈氏与道佛二教

这次,我提出“沈氏述祖德碑”这一材料,是想把它做为阐明长江下游流域早期佛教流传实态的证据之一.“沈氏述祖德碑”是梁的隐士沈麟士所撰,收录在严可均《全梁文》卷四十.但是,关于此碑是否真的是沈麟士所撰,《湖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宗源浣等修)有疑问,认为大概是后人伪作的吧!然而,此碑在唐大历八年,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又撰写其碑阴记.像这样有种种问题的文章,我想其中正隐含着沈氏一族的历史真象.如所周知,吴兴(现浙江省湖州市一带)沈氏,是六朝时代活跃的江东大姓之一.根据碑文,此一家族勃兴的时期,是始于东汉光武帝时代的沈戎.刘宋元嘉三年,由沈戎的子孙们所表请,而下诏追封沈戎为述善侯,同时,把沈戎过去“舍故宅为佛寺”的佛寺,命名为怀德寺.根据《湖州府志》,浙江省德清县东北十里的皇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