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汪高鑫一注重史论，是朱熹史学的一大特色。在《朱子语类》中，集中专论历代和当代史实的就有１０多卷，还有大量的史论散见于各卷之中，他和他的学生赵师渊共同成就俏《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其实也是一部以议论为主的史书，其中的“目”就是对“纲”...     

《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民族精神研究必须具有时代感与历史感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研究”为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A级中标课题。2006年1月13日,课题组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有:郑师渠、刘家和、吴怀祺、陈其泰、史革新、朱志敏、向燕南、汪高鑫、李帆、张越、张皓和张昭军等部分成员。会议围绕着民族精神研究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以怎样的视角来思考民族精神问题、民族精神是否存在着精华与糟粕之分、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区别、民族精神是否有层次之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何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要求;同时这对于建设新世纪的历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参加座谈会的学人将自己的发言稿作了整理,现摘录发表在下面。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它提出的“圣王同祖“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精心编排的历史王朝的统系,反映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统绪的认同意识;它宣扬华夷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民族一体性,强调夷夏民族一统,是对中国古代夷夏观念和民族认同意识的重大发展;它通过对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的历史考察和对汉皇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反映与颂扬,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地理的认同意识。     

司马谈与《史记》

司马谈为西汉前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之于《史记》有发凡起例之功,对《史记》的五种体例都有成文论作。其中《论六家要指》一文,是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不仅反映了司马谈的学术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司马谈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史记》能成为千古不朽之作,是与司马谈的努力分不开的。     

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易学与历史思维的民族特性——读吴怀祺教授《易学与史学》

吴怀祺教授精心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已有数十年之久,阶段性的成果主要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以及主编的从2002年开始推出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已基本出齐),此外尚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这些论著对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对象进行了阐述,对史学思想史与史学史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了辨析,对史学思想史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作了分析和探讨,对史学思想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这些理论研究对于构建史学思想史学科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仲舒与汉代史学思潮

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三大潮流 :注重以天道论人道、探寻历史的变易及其法则和着力阐发大一统思想。这些史学思潮的形成及其演变 ,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三统”历史变易说和“大一统”说等历史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1961年《史学史研究》①创刊以前,由于史学史尚未形成为一门普遍的学科②,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最初目的,便是"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这三十年》,《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在《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