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原苏联国家建交始末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政治经济等各种矛盾的不断加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瓦解了。1991年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务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恰好于当天抵达莫斯科,准备与俄罗斯等原苏联新独立国家进行外交谈判。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央根据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外交部署。     

葛洲坝十年

从1949年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开始,我和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5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从事长江流域规划和长江干支流治理开发工作。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从1959年12月最初提出建设方案,到1988年12月全面建成,我一直担任规划设计工作。其中,从1973年具体负责修改初步设计方案和现场设计及配合施工工作,到1983年回武汉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工作,我常驻葛洲坝工地十年,并在这里渡过了七个春节。     

我所经历的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

今年5月，上海世博会就要开幕了。这将是综合类世博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举世瞩目，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指示要求办好。我不禁想起世纪之交，作为上海市市长、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参与领导申办工作的那段经历。事非经过不知难，其中有些情况，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陈锦华《国事忆述》看口述历史的功用

近年来,口述历史忽然火了,冠以口述历史的出版物纷纷问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学良口述传奇>、<口述历史>丛书.同时,中央电视台开设了"大家"、"讲述"、"口述历史"栏目,各地电视台、广播电台也开办了类似的节目.一时间,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似乎人人都可以谈上一谈的热门话题.这种情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但同时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对口述历史仍然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     

牌友邓小平

小平同志钟爱桥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老人家一生和很多人打过桥牌,但相对固定、经常一起打牌的搭档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张致祥,后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王汉斌、丁关根和我.     

回顾1990年北京亚运会

1988年12月,中央决定我由国防科工委党委书记、政治委员调任国家体委主任,并担任1990年北京亚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主持组委会工作。我感到很突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决定的当天,我还在国防科工委主持党委工作会,布置1989年的工作。     

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壤所了解的钱伟长先生

和大家一样,我了解钱伟长先生是从“三钱”开始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时,钱老和钱学森、钱三强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的三钱”,从此成为当时年轻知识分子的楷模。幸运的是,我与钱老有过共事、交往27个春秋的经历。去年7月30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间突然得知这一噩耗的,     

鞍钢改革与脱困的回顾和思考

党的十四大后,国企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提出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一批国企脱颖而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改革与脱困的任务,并发展壮大。"共和国工业长子"鞍钢是其中的一个成功典型。而在改革之初,鞍钢所遇到的问题和困境在当时国企中是具有普遍性的,甚至更严重,肩扛"规模最大、设备最老、负担最重"三座大山。因此,了解鞍钢的改革历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段国企改革的历史,对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也有借鉴意义。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鞍钢原总经理刘玠。他是一位典型的专家型企业家,说话果断,目光中透着坚毅。正是他带领的团队给鞍钢动了"大手术",救活了鞍钢,改变了鞍钢的命运。     

中国人民大学从停办到复校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我是1939年初参加革命的,开始时在皖西新四军中做宣传工作。不久,经党组织介绍,我从敌后去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走上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岗位;然后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一路走到今天,我一直在经济系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我的一生与这所战火中诞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栋梁之才的人民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回顾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和多次征求意见,慎重决策,从1994年开始实行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