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是在1981年文物普查中发现的。1983年,经试掘进一步确认这一遗存的石棺墓地为积石冢性质,在附近山上调查时又发现一处"女神庙"遗址,随即开始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工作。现将1983—1985年的发掘成果简报如下。     

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

考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尽管目前我们尚难理清其源头,但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相信,像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从事著述时,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史料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的,只是他们没有把考证的经过和取舍的理由写下来.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有关考证的专著要算三国时蜀人谯周的《古史考》及西晋司马彪对《古史考》的考辨了,《晋书·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另外,从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征引东晋孙盛《异同杂     

日本建成一所毛笔博物馆

正值中秋的1994年9月20日,日本国独一无二的毛笔文化博物馆——“筆里工房”,在广岛县安艺郡的熊野町建成开幕。熊野町位于日本的中国地区,地处广岛市和吴市中间的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虽属占地面积33.51平方公里、人口约26000人     

民国时期公墓制的创建与演变

(一)民国时期公墓制的产生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五种殡葬形式:土葬(含先火葬后埋或先埋再火葬者)、火葬、水葬、天葬、悬葬。而最普遍的形式是土葬。土葬又有厚、薄之分。儒家主张厚葬,墨家提倡薄葬。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厚葬也成了社会主导倾向。同时,丧葬无不以葬主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而定,大致分为三等;皇帝、贵族、官僚等特权阶层之葬,皆是修建高碑巨垅,石象神道,占地广袤,皇帝的墓穴更是宽敞的地下大宫殿。如秦始皇的骊山陵,明太祖的明孝陵等,地主、士绅富商等富裕阶层之葬,也是不遗余力,他们尤重风水,每每不惜牺将肥腴之地作墓穴;广大贫民阶层为生活所迫,身后多为薄葬,一般都是任意开穴,薄棺浅埋,其中不泛埋于住宅之侧,河井之旁者。然而,土地面积毕竟是常数,土葬无论是厚葬还是薄葬,其结果都是造成了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本世纪初叶,一位美国社会学家针对这种状况发出警告说:“中国农地有百分     

1950—1988年台湾香港地区出版中华民国史书目索引(三)

五中外关系中国外交史高殿均著帕米尔书店1952年出版中国外交史黄正铭著正中书局1959年出版中国外交史傅启学著台北1960年出版近百年世界外交史柳克述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正中书局1961年3月再版,1975年2月五版中国外交史上、下册刘彦著李方晨增订三民书局1%1年10月初版,1979年9月三版开罗会议与中国梁敬葬著香港亚洲出版社工962年出版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编印近百年来中外关系胡秋原著学术出版社1970年出版丙思施使华记要姚楼龄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鲍罗廷与武汉政权蒋永敬著传记文学出版…     

逆境中的坚持 无声中的宣示——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会议侧记

<正>2022年元旦刚过，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就着手筹备第七次会员代表会议。进入下半年，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先后两次召开会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朱文泉、徐承云等同志亲临会议，指导筹划，提出要求，推动落实。11月2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议代表陆续前往位于南京玄武湖畔的华山饭店报到。此时，会务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邀请军地老领导、老首长和省委领导莅临指导的事宜一一落实；     

哭泣的牛

在印度时,曾和伙伴们开玩笑说,回去我也要像三毛一样写“雨季不再来”和“哭泣的牛”。之所以不是哭泣的骆驼而换成了牛,是因为在孟买街头见的更多的是牛而不是骆驼。当然这只是开玩笑罢了。其实,如果连印度的牛也要哭泣的话,那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牛大概也就没法活了。     

辛亥起义前的阎锡山（二）

二、从戎习武乍入省城年轻人总摆脱不了新奇与繁华的吸引,对于从乡村来的阎锡山来说尤其如此。他是前不久才到太原的。当铁轱辘大车滚动到忻州的时候,父亲阎书堂突然像想到什么事情似的,急呼车老板停车,和阎锡山从车上跳下来,说是到忻州要看个朋友,对薄吉福说了些感激的话,便告     

我的“走调”希腊之旅

之所以说这趟希腊之旅是“走调”的,是因为除了希腊的浪漫景色外,用北京话讲,我也见识了这个国家“不靠谱”的一面。     

院政时期的和汉作家的和歌表现手法--在良和资隆

Ⅰはじめに 古来、和歌と汉诗文双方をよくした、いわゆる和汉兼作の歌人は少なくないが、特に大江匡房などは意外なはど和歌において古来、和歌こ汉诗文双方をょくした、ぃゎゅゐ和汉兼作の歌人受容に慎重でぁるように见受けろれる(注一).それは、汉诗文の和歌への受容に際し、多くの问题が存在することを熟知していたためと思われる.ここでは、院政期の代表的な文人の一人でぁる菅原在良と、和h兼作家の藤原资隆の二人を例に、前者に汉诗文的な発想が歌作に影响を与う、またそれがどのような问题を孕んでいるのかを探り、後者には和歌における汉诗文受容の手法について考え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