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下乡知青的安置

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活动,我作为京山县惠亭区天王公社天王大队党支部书记,热情参与了对下放到天王村的知青的接待安置工作。     

我的中医药职业生涯

见证中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医药是我国的宝藏,对中华民族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医药生产,解放前一直是前店后作坊的分散型制作模式;解放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使中药工业迅速发展成完整的中药工业生产体系,改革开放后,发展更为迅猛。我的一生就见证了这个发展过程,并且亲身投入、参与了这一巨大转变,我感到非常欣慰。解放前,全国各家药店的生产经营,包括     

红色后代眼中的毛泽东

他们或出生于长征路上、延安的宝塔山下,或成长在中南海的红墙之内。他们的父辈是与毛泽东共同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他们则是在毛泽东身边成长起来的“红色后代”。当年的垂髫稚子而今都已是古稀之年,时隔几十年后,再回首那段特殊的岁月,追忆这位特殊的长辈,他们无一不百感交集……本刊特邀任弼时之女任远征、董必武之子董良羽、左权之女左太北、杨尚昆之子杨绍明、邓子恢之子邓淮生、曾三之女曾晓前、金城之女金戈,讲述他们的故事,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曹思明：“铁腿”奔走红军路

曹思明,1917年12月8日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闭,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南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天宝山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高密、诸城和潍县等阵地攻坚战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军区政委、总后勤部副政委及解放军后勤学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和冼星海一起战斗的日子

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平、津、沪相继沦陷,武汉成为全围政治、文化的中心。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尤为突出,达到史无前例的声势。冼星海是1937年10月随洪深、金山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以下简称“二队”）来到武汉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去延安     

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下）

苦并快乐着 总的来讲,我们最后这一届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气氛很浓,学习成绩也是比较好的,这在我们政治系几乎为老师们所公认。 我们的学习生活很紧张。一般是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或者两节课。如果上两节课,就有两个小时可以自由活动,我们通常是打打篮球或办办个人的私事。我因为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每周还要参加几次集中训练。我们每天晚上都要雷打不动地上图书馆自习,从晚上7点到10点钟,去迟了就找不到座位,直到图书馆闭馆大家才回自己宿舍休息。在我的印象里,只有遇到电视台播送重大的国际体育赛事时,同学们才舍得牺牲一次晚自习,把系里仅有的一台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大家一边围着看一边为中国队加油。     

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上）

赶上“末班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围家的教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探索,到上个世纪“）年代走上了正规化、系统化道路。我接受小学教育的阶段正值国家教育的黄金时期,也是后来“文革”批判最厉害的“反动教育路线”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的学习有章有法,教材统一,教学规范,     

亲历音配像工程（三）：我和君秋的“音配像”往事

说起“音配像”,要从李瑞环同志说起。如果没有他,这项工程是不可能启动起来的,我和君秋同志也不会加入到“音配像”的工作中。     

我的父亲秦邦宪

秦邦宪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而提起他的俄文名字博古,大家就较为熟悉了。     

李士英定案“为民党”

这是发生在文革前的一起案件。江苏省涟水县破获一个名为"为民党"的反动组织,在定案问题上拖延了两年多,惊动了当时省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李士英,他亲自到涟水听汇报,了解情况,处理这个久拖不决的案子。案子要从1963年说起,这年8月9日,涟水县公安局接到举报:药材场桃园管理区有反动组织活动。当时正是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公安局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