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台抗日英雄吴彭年

腐败的清王朝,在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1894)8月1日至次年2月的短短六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败亏输,旅顺、威海相继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当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共十一款,其中主要内容是：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十里秦淮谱新章——读《秦淮区志》

秦淮河是南京第一大河,南京的历史文明都与此河息息相关,因此,她便成了南京的“母亲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可与南京齐名。就是这样一条河流,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特别是六朝定都,竟使她流淌出一条十里文化长廊。沿河两岸,先后出现了许多人文景观和名胜,这些景观和名胜,如镶嵌在秦淮河上的一串明珠,从而使这条河流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气氛。只要提到“十里秦淮”,人们不由自主地就会联想到六朝文化余韵。可见秦淮河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影响是如此深远。正因如此,作为秦淮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历史悠久和文化积累的深厚,编修《秦淮区志》,理所当…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五(上)

百年沧桑上海县——录《上海县志》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新修方志内容最全面的恐怕要首推《上海县志》了。从其记载的内容来看,确实是在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所制订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办事。《暂行规定》曾明确要求:新编方志内容要“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这个要求应当说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因为这一段历史和现状,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     

洛阳发现“郑”刘开妻孟夫人墓志

1996年春,在洛阳市东郊塔湾村东北出土隋末“郑”刘开妻孟夫人墓志一合。墓志为青石质,近方形。志盖盝顶,宽23.5、高22.5、边厚4.7厘米。上篆书“孟夫人铭”4字(图一);志宽23.2、高24.2、厚5.2厘米。志文隶书,字间界栏,12行,共155字(图二)。“大郑”为隋末王世充所建割据政权。“刘开”文献无载,据志文可知,刘开官居“郑”柱国,其妻孟淑容,字女媛,祖居渤海平昌(今山东德平县西南),于开明元年(619年)因病卒于“将作监之官舍”,年仅30岁。“将作监”,官名,为职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园、土木建筑     

邵晋涵史学概述

邵晋涵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清代浙东史学之名将。但长期以来,对他在史学上的贡献,言之者甚少,知之者甚微,故阮元当时即已指出:“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纪,于宋明以来史事最详,学者唯知先生之经,未知先生之史也”(《南江邵氏遗书序》)。其实他在当时的史学界贡献不小,影响颇大,特别是在著名学者当中,深受推崇,就连钱大昕这样的史家,对他也十分敬重,说“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君于国史当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无间言,而知     

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

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仓修良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因而,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修志热潮,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进展之快都是历史上所仅见。十多年来,不仅编写出了数量很大的各类志书,而且培养出一批修志人才,建设了...     

关于贝叶

《文物》1986年第6期所载李更旺同志的《古书史中梵夹装并非经折装考辨》辨别清楚二者之不同,同时还说明了以前常与经折装混同起来的叶子装即旋风叶的形制,读后很受教益。但李文中说,"梵夹书是以印度所出的贝多树叶(亦称贝多罗树叶,或称贝树叶)和多罗树叶作为书写材料的。"又说,"贝叶是贝多树叶和多罗树叶的简称。"这一说法不知何所依据。玄奘、辩机所著《大唐西域记》中恭建那补罗国条提到多罗树,说"其叶长广,其     

全祖望和《宋元学案》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自署鲒埼亭长,双韭山民,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谢山私淑黄宗羲,其学术上继南雷、季野,下开实斋、二云端绪,而又“自辟涂径”,俨成一家之学,实为浙东史学继往开来之大儒。诚如严可均在《全祖望传》中所云:“余观古今宿学,有文章者未必本经术,通经术者未必具史裁,服、郑     

千锤百炼著佳章——新志续修的一些想法

王忍之同志2000年7月26日《在全国续志篇目设置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新志续修的两大任务,“一个任务是续”,“第二个任务是修”,“这次修志应该做到既修又续,不能偏废”。对于第一个任务,修志界同仁是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     

回顾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全国上下特别是方志系统均在认真学习和贯彻国务院前不久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为回溯历史,活跃思路,配合将《条例》的学习不断推向深入,本期特刊发方志前辈仓修良先生和《浙江方志》副主编张勤回顾20年前胡乔木同志对方志工作的要求。研读胡乔木同志的讲话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落实《条例》精神实质,必然有着特别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