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庙遗址西周大墓与夯土围墙发现记

座落于周公庙遗址北端的凤凰山,亦名凤鸣岗,乃岐山西段的一条余脉,南距岐山县城约7.5公里。《诗经》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国语·周语》载:“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鸑鷟即古人所称之凤凰。凤凰山因这些记载而得名。山前有五道土梁,原先其上荆棘遍地,杂草丛生,野雉成群。附近村民常在此放羊挖药,砍柴打猎,但世世代代多少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脚下这厚厚的黄土     

以创新的意识编写好续志

<正>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编修地方志也是同样。在社会主义的首轮修志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创新,如在修志的格局上,创造了一种“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众手成志”的模式;在体例上,设立概     

晚清名臣忠节公袁昶

著名史学家蔡东藩著的《清史演义》中有言：“袁昶名臣也,以忠谏至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袁公忠谏至祸是谁为之?他的一生功过究竟如何?我们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清朝宫中官员履行》、《光绪皇帝石朱批》以及《清史稿》中,找到了答案。     

浅谈年鉴“大事记”的位置摆放

<正>大事记是年鉴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它以纵向的。按时间顺序记载大事、要事、新事为其鲜明特征。综观已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一般均设置大事记,但大事记的摆放位置欠缺规范统一。较多的是将大事记放在年鉴“百科”之后;也有少部分是将大事记归入“附录”,作为其中之一的内容;仅有很小的一部     

北宋宋构夫妇墓葬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1998年4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东北郊龙潭乡发现北来后期宋构夫妇合葬墓并出土墓志铭两盒。未构夫妇合葬墓系砖石结构墓葬,由于当地砖厂在取土过程中己将该墓葬完全破坏,仅存墓志铭和大量砖石构件以及釉陶瓷器罐、碗等碎片①。因此,整个墓葬结构、大小尺寸等情况均不清楚。但从残存石料的大小、墓志铭的内容等情形观察,该墓葬是成都地区迄今所发现的墓主身份地位较高的大中型宋代墓葬,出上的墓志亦是四川地区所发现体量最大、石质最好、保存最完整的墓志。由于宋构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且身为朝廷五品官员…     

叶卡特林娜二世自撰伪善墓志铭

叶卡特林娜二世以伪善著称。她一方面唱着“启蒙”高调,声称要同伏尔泰等人结成“管鲍之交”,但又把俄国启蒙思想家长期投入监狱,咒骂拉吉舍夫“十死不足以蔽其辜”。她一方面标榜自己是“开明君主”,对人民要宽大为怀,但却把波兰人打入血泊之中,把普加乔夫送上断头台。她一方面说自己“具有真正共和主义者的感情”,但却视法国革命为     

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西周中小型墓葬及马坑发掘简报

孔头沟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蒲村镇与故郡镇交界处。2006年12月至2008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此发掘墓葬22座、马坑3座。其中,中、小型墓葬20座,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有二层台,无腰坑。葬具为单棺或一棺一椁,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墓葬绝大多数遭盗扰,出土器物有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石器等。根据出土器物和葬俗判断,本次发掘的中、小型墓葬年代分属西周早、中、晚三期,族属可能是非姬姓的西土族群。本次发掘为西周墓葬、墓地结构及采邑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晚商与西周时期墓道形制初识

商周时期墓道形制与墓葬等级的联系极为密切,墓道条数相同的墓葬,墓道形制是判断其等级的首要指标,"四大型"墓道是王墓的专有形制。墓道平面形制与墓葬的族属并非紧密关联,只是在非主流形制上商系与周系似有不同的倾向:使用拐道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多属商系族群,使用喇叭形或弧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多属周系族群。周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与墓葬时代有关,商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与时代无关,而与墓葬规模有关。     

关中邰城汉墓陶器器用特征分析

关于汉墓陶器器用特征的研究,以往已有讨论,但囿于理念方法的差别和资料的缺憾,相关认识尚存诸多分歧。本文以邰城汉墓为对象,从陶器组合、陈器位置、陈器方式等方面,辨识出随葬陶器的各种器用现象及其反映的器用意识、器用制度,进而揭示了该区及西汉陶器器用制度的面貌。     

居延汉简“支满”、“丈满”辨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先生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下文简称《合校》)简4·4A：“第二隧卒江谭以四月六日病苦心服(腹)丈满。”简293·5：“田卒平干国襄垣石安里李年卅七本始五年二月丁未疾心腹丈满死。”“丈满”学界向存不同意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释作“支满”(释文第3页)，裘锡圭先生仍旧说，并引《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等篇和《韩诗外传》卷三“支满”、“满”、“支”说法为证(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薛英群先生虽采“丈满”，但解释“丈满”含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