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档案价值及对社会的重要性

<正>档案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它不仅有利于当代,还将惠及子孙,它所蕴含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其它各类物质所具有的价值。如何正确理解档案的价值,真正实现档案的价值,是档案工作者需要澄清和思考的问题,否则势必影响档案工作的发展,下面将就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刘禹锡与花

在中唐诗人刘禹锡坎坷的一生中,长安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他居处京华,还是谪居外省,长安都是诗人心中一个不变的情结,长安因此也成为了诗人诗歌创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以刘禹锡与长安有关的诗歌,特别是其中所描写的"长安之花"的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再现诗人出、入长安的活动情况,通过其对长安具体风物的描绘,进而探究这些因素对诗人诗歌作品内容、情感和诗人心态的影响,从而论证长安这一特殊地域与刘禹锡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     

中共中央在平山西柏坡

毛泽东在西柏坡题写的报头和店招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正值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只要有人请他题字题词,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从《国初事迹》看《明太祖实录》三修

《明太祖实录》三修是明代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限于史料,研究难以深入,而《国初事迹》则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案例。本文经考证认为刘辰所撰《国初事迹》成书于永乐九年二月二十日,虽非专为三修《明太祖实录》而作,但是三修班子在改修朱元璋开国事迹时采录了《国初事迹》的部分记载。《明太祖实录》通过增选《国初事迹》的记载,丰富了历史事件的关键细节,增加了很多完整的记事条目,使三修本实录内容更加完备,但是增选事件都以强调朱明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为目标。三修史官于《国初事迹》中未选事件,并非只为朱元璋隐讳,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为开国功臣、大明王朝隐讳。由此可见,三修本《明太祖实录》体量的扩大应是三修史官审慎增删的结果。     

从唐努乌梁海进贡貂皮看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

进贡貂皮是唐努乌梁海人与清政府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资料不足,迄今为止有关论著对此事的记载都语焉不详。近年来在浩繁的清代档案文献中钩稽探寻,积累了一点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对有清一代唐努乌梁海人向清朝中央政府交纳贡皮的情况作一考述。 在乌梁海三部中,唐努乌梁海归顺清朝最早。清朝初年,唐努乌梁海属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俄木布额尔德尼管辖。1655年,通过敕封俄木布额尔德尼为喀尔喀八扎萨克之一,清政府建立了对唐努乌梁海的统治。此后五六十年间,清对该地的管辖很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规律性观点述评

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究竟有没有规律?这在西方史学界和哲学界一直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尽管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总括起来不外是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按照某种规律演进的,但其中对规律又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含义各不相同;第二种观点是,历史的发展本无规律可循,也无客观性可谈,其所依据的理由也各     

“古州之印”与地望

1984年7月4日,牡丹江铁路医院职工任广才同志在市北郊八达沟口公路左侧的坡地中,发现一方完整的铜印。笔者和罗葆森同志于7月17日对出印现场作了调查。此印出土地南距市中心约1公里,东距牡丹江边墙东端约15公里,而紧临牡丹江北山的东山山脚,北距牡丹江边墙约25公里。印呈方形(如图),边长为7厘米,面铸汉字九叠篆书“古州之印”四个字。钮为长方形,顶刻“上”字,以示用印方向,钮前侧镌刻汉字行书“古州之印”。印背左侧刻“应辨所造”四字,右侧刻有年款“天泰二年二月廿五日”九字。印重1.8公斤。     

约翰·洛克对外权理论探源

对外权理论是约翰·洛克对现代英国分权学说的特殊贡献。西方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分权思想传统和17世纪英国分权学说的演化,在现代英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为洛克分权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土壤。英格兰国王与议会之间对权力的争夺,西欧各国的国际关系与对外殖民扩张,是洛克对外权理论的社会政治基础。洛克参与对外事务的亲身经历及其对于历史与时代的思考,善于交往,经常参与结盟结社活动,则是他提出对外权理论的个人因素。这几方面均为约翰·洛克对外权理论的建立提供了深厚的资源。洛克在其分权学说中对于对外权理论的强调,反映了他个人的实践活动、党派性以及政治经验。     

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难题

辛亥革命造成原有的中央集权式财政体系瓦解。如何在失去财政调剂能力的情况下筹集巨款,进而完成革命的善后问题,成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面临的急迫问题。在公债、国民捐、军用票等手段受挫后,南北政府都诉诸外债,唐绍仪内阁更是积极寻求外债以解决财政危机,内阁成员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大的矛盾。由于外债与国权这一敏感问题牵连,它遭到参议员质疑,加之党派意识和舆论渲染,借款问题变成了立场问题。唐绍仪在压力巨大且又无可作为的情况下,选择离职。财政问题成为第一届内阁终结的重要因素。     

1904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的赔款问题

1904年侵藏战争中,英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所谓“条约”,要求赔款750万卢比作为“惩罚”。为避免赔款超出西藏地方的承受范围,致使对方消极应对,同时也为了避免英军长久地驻扎西藏,导致英俄在该地区争端升级,英国内阁从国际形势出发,将赔款总额降低至250万卢比。清政府为了彰显对西藏主权,积极向英方直接交款。尽管直接交款的形式遭拒,但清政府利用江海关关税,转手西藏地方政府,在两年半付清全款,合计上海规银122.6万两,促成英军撤离,保留了对藏主权阐释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