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上层集团与民初社会习俗的改造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勿以小恶为无伤而为之。”这是蔡元培谈及改造社会恶习时引用《易经》上的一段话,认为不要以为生活恶习仅为区区小事,它会导致“祸及社会”的恶果,并以司马迁的“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妲己”作为佐证。清末,社会弊习陋俗往往不受法律的约束,反倒以个人的志趣和势力而任意为之。民初,面对陋俗,“吾人不可以不自省”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曾作过集体的反省,认为改造社会恶俗,“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他们认为,“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风俗之厚,轶于殊域,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他们决意建立移风易俗的团体,身体力行,“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     

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人口史研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其日益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史坛“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内,人口问题在过去长期被视为禁区,人口史的研究近乎空白,这与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国历史以及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现     

读志用志刍议

“经世致用”是古今修志用志一条基本原则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完成了首届修志任务,从80年代初新方志编修肇始以来迄今已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逾4000部,省级地情资料总数在百亿字以上,三级志书以外的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厂矿志、杂志等志书类以及其它与方志有关的各种书籍、刊物、材料林林总总真是浩如烟海,这些凝聚着修志工作者辛勤汗水的丰硕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修志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存史,而且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如果修志成果不能成为被开发、被有效利用的宝藏,深埋于地下不为人们所知所…     

1922年的澳门惨案与广东政府之交涉

１９２２年的澳门惨案与广东政府之交涉梁尚贤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９日,澳门发生葡兵毙伤华人百余人的空前大惨案。２８日晚,澳门１名葡兵（非洲黑人）在果栏街侮辱华妇。行人见状,大动公愤,群起殴之。警察不问根由,当场捕去工人１名,押于瑞安码头第一区署。数百华人跟...     

积极主动，精心组织，把五市修志工作推进一步

积极主动,精心组织,把五市修志工作推进一步梁超然１９９２年３月,我们曾召开五个区辖市修志工作会议。去年５月,在召开地市志办主任布置志书评奖工作时,又留下五市的同志对市志工作进行了研究。在１９９２年会议推动下,两年多来,一各市志办公室努力工作,修志事业...     

“彭湃把持农民部”说辨析——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所藏档案为中心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指控农民部秘书彭湃在彭素民、黄居素、廖仲恺三位部长任内把持一切部务。其时国民党中央各部实行的是部长负责制,农民部的办事细则规定“部长统理部务”,“秘书勷助部长整理部务”。彭湃作为部长的助手,是在其分管的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彭素民、廖仲恺两位部长均尽忠职守、事必躬亲,并未放弃其部长职责而放任秘书把持一切。黄居素由“总理手谕”免去代理农民部长职务,并非彭湃排挤走的。邹鲁的指控是错的,应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史志人物传笔法探讨--"实录"与"塑造"的史传借鉴

借鉴《史记》人物传笔法“实录”、“塑造”,从人物传记角度出发,提出史志人物写作应立足史实,为传主设计语言,描绘心态;围绕传主性格,选择重大事件和活动,描写细节;以叙事为主,寓论其中。     

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分布及其驱动因子的时空异质研究——基于30个省(市、区)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餐饮业、住宿业以及社会服务业这6个行业面板数据,在揭示2005年至2014年30个省(市、区)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时空动态变化关系时,借助LMDI法分解出影响我国旅游业碳排放增加量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在时间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要显著高于东部地区;②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在时间上呈逐年递减趋势,且中、西部地区下降速度要显著低于东部地区;③影响我国旅游业碳排放增加量的关键因素取决于经济产出因子(TEO)、接待人次因子(TP)、行业结构因子(TIS)、能源效率因子(TEE)、能源结构因子(TES)5个方面,前两者为增量因子,后三者为减量因子。     

改革开放至中韩建交前中韩文化交流及动因

中韩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二战结束,冷战开始,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韩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阵营。这种现象割断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政治交流。尽管如此,中韩两国在非政治性交流方面还是有所发展的。本文拟就中国改革开放至中韩建交前的中韩文化交流及动因作一论述。     

清末国民意识与文化启蒙

时至清末,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高扬中国传统社会所未见的国民意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前程进行探索后而得出的一个思考的结果,并为此展开了塑造国民意识的文化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