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们如何对待和评价义和团运动,多年以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即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都是采取简单的否定甚至咒骂的态度,像《开智录》所主张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在当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期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

正史论关系为治史必须面对却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史料与史观的纷争主要受中西学乾坤颠倒的影响,西式分科架构成为强制中学附从的预设,因而必然要以外来的学说解释中国的材料。中国历代修史以记事、叙事为主,无论征引官书档案还是私家著述,一般不需标识注明即能够与著史的文字浑然     

近代日本留华学生

近代中日关系虽然乾坤颠倒，文化联系仍保持一定惯性，因此在中国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大批东渡的同时，从１８７１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陆海军以及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留学，并有不少自费留学者。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２０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在各方资助下，“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在学习、生活、见闻各方面给予方便。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虽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战后却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     

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论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

一、问题的提出 杰出人物(或领袖)在历史上往往发挥着超出常人的重要作用,而其作用的大小,除了取决于该人物所属的阶级、时代、政治集团等等基本要素外,还要受其个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     

也论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与何泽福同志商榷

近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上看到何泽福先生的大作《同盟会成立新论》,拜读之后,感到几分困惑,特就文章所论,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何先生。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辛亥时期风起云涌的学界风潮，对於广泛而迅速地散播自由民主思想，鼓动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而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的浔溪公学，在辛亥学界风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1902年11月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具有相当典型的象徵意义。风潮中针锋相对的冲突各方，以及应邀前来的调解人，实在本来是大方向一致的同道。近代史上，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当“革命”处於自发阶段时，其直接打击的目标，虽然看似同一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