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联、广东省历史学会、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0年12月3日至8日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的筹备与召开,得到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著名海外华人青年实业家姚美良先生的全力赞助。来自海峡两岸、香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经验材料表明,没有教育、通讯、交通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发展,经济增长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变革。清末民初,中国的大众传播业迅速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化态势。作为经济与政治的中介环节,这不仅促成政体形式由帝制向共和剧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     

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

罢市是辛亥时期城镇商人及其他市民反抗斗争的普遍形式之一。目前的有关著述,往往把它简单地当作民众的自发斗争,混同于一般民变。这固然体现了罢市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一面,但也从根本上混淆了二者的性质。清末罢市有一个资产阶级自觉斗争性质逐渐清晰的发展过程,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清季以来,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作不破不立的对象。在不断趋新的过程中,中国史学的形式根本改观,但要拿出超越旧史学的代表作,却并不容易。创新的前提是温故,首先要掌握史学的基本与大体,超越中西新旧,避免盲人摸象,防止以偏为新,才不至于欲辟蹊径而蹈覆辙,甚至南辕北辙。     

陈季同述论

陈季同是近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从洋务运动兴起,首批留学欧洲,早期随使驻外,甲申折冲樽俎,到甲午保台自立,戊戌变法维新,庚子中国议会,乃至革命思潮发源,３０年间每一大事出,他几乎都适逢其会,或任重要配角。同时,他又是近代中国有数的西法专家,促进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先进,以及继王韬之后中国与欧洲汉学界交往史上的另一阶段性代表。其人品虽有可议之处,其心路历程却反映了一个民族步入世界的悲喜艰辛。本文在收集整理史料和考证史实的基础上重建陈季同的形象,并通过分析其生平活动及交往联系,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与生动。     

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

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桑兵胡适后半生用了近２０年时间致力于“《水经注》案”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序跋百余篇和函札数十封,占其身后印行的《胡适手稿》６０％的篇幅。据说“在郦学研究中,以论文而言实无出其右”①。但《水经注》专家陈桥驿将历来一切郦学家分为考...     

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

由1922年陈炯明事变引发的胡适与孙中山之间的冲突,除了表现新文化派一翼与国民党(尤其是孙中山,孙“系”另当别论)的观念分歧以及统一与分治的政见不合外,中共中央及北京、广东支部和苏俄、共产国际对于孙、陈态度、策略的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事变引起各方利益关系的急剧变动,导致苏俄和中共对孙、陈的态度迅速发生重大调整。作为同路人,胡适虽然适时得知变动的内情,并力图协调口径,毕竟没有组织约束,而能保持独立姿态。由此可见,围绕这一事件,胡适的动向非但不显示其成为列强和军阀的代言人,反而是当时胡适“左倾”的一个例证,表明其在倾向社会主义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一度与苏俄及中共走得相当近。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1999年 1 1月 2 7日至 2 9日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日本、澳洲的 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主题为陈寅恪与 2 0世纪的学术研究。担任会议主席的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报告 ,高度评价陈寅恪先生的品格和学术成就 ,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会议共收到论文 4 0余篇 ,涉及许多方面 ,其中不少提出了新材料或在认真解读既有材料的基础上阐述了新见解。兹仅就与会议主题关系密切的论文做一简要评介。一近年来 ,对…     

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

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 ,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专门考古学独立机构。 192 6年 ,国学门考古学会与日本东西两京帝大合组的东亚考古学会结成东方考古学协会 ,计划以联合发掘、交流成果、互派留学等方式 ,共同推进东方考古事业。可惜双方对于如何利用这一机缘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利益和想法不一致。结果北大在考古发掘方面更形困顿 ,无法在重建古史的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 ,不得不将在这一领域的应有地位拱手让人。     

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

导致1927年厦门大学国学院解体的两大内因,即因缘北京大学而来的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以及国学院与校长林庆及理科的过节,虽有各种复杂的人事纠葛与性格冲突,本身并无政治上实质性的大是大非,不宜单从鲁迅一面立论,将冲突各方推向反面或视为异类。不过,跳出具体的个人恩怨,此事蕴藏着那一时期中国政治与学术重新分化组合的征兆。面对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五四以来笼统的政治派分进一步分解,学则在意见分歧中走向各执一端的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