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

内容提要 在众多康门弟子中,唯独梁启超与乃师并称,就此而言,看似师弟二人始终一体同心,实则双方常常貌合神离.合称既非事主的自愿,亦非同门的口碑,此一称谓,戊戌由湖南旧派士绅攻诋发其端,湘中及沪上新党庚其续,庚子前后清廷通缉张其名,癸卯革党与保皇会的论战坐其实.对此,当事双方均不以为然.坊间从俗,尚无大碍,学界因循,则距事实真相渐行渐远.     

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

《论持久战》之前,很多人如何说持久战,是理解《论持久战》与其他持久战言论联系及分别的关键。系统地爬梳整理各种持久战思想的渊源流变,可为深入探究《论持久战》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提供坚实的基础。1914年,严格意义的持久战思想已经出现于中文世界的军事学领域,所依据的是日俄战争的战例,包含战略和战术层面,而以后者为主。此后,德国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形成军事教科书和军事理论著作,对中国的正规军事教育产生持续广泛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持久战的战略战术。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国人异口同声呼吁持久抗日。但是军事理论缺乏实践基础,持久抗日则限于口号和精神,且形同实异。相比之下,中共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及其战法,不仅丰富具体,而且切实可行,在世界军事理论的发展史上据有重要地位。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桑兵在当代史学研究中,女性史这一研究领域,不仅在欧美学术界受到普遍重视,硕果累累,所产生的崭新视角和方法,带动了整个史学的发展,而且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学会组织,如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会（１９７７年）...     

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近代中国学术转折的标志 ,主要针对前此占据学术主流的章太炎门生。傅氏虽然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之类的极端口号 ,但所主张的内容和路径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趋向一脉相承。其贡献在于 ,坐言之外迅速起行 ,以新机构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 ,在考古等领域很快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不过 ,只找材料不读书的偏激 ,脱离学术正轨。受此影响 ,学术主流难免走上窄而偏的狭境 ,导致学术界长期陷入派分的纠葛。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北大核心CSSCI

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期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民初“自由”报刊的自由观

在近代中国,尽管不能断言标名“自由”的报刊必定奉行自由主义,也有主张自由主义的报刊不以“自由”为标签,但那些自称为“自由”的刊物,显然应是考察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历史轨迹的重要凭借。清季自由观念逐渐传播普及,以自由为名号的人士日渐增多。继《申报》开辟“自由谈”栏目,民初至少出现了9家标名为“自由”的报刊,主要分为两类,其一为自由党系统在各地的机关报,其二为以游戏文章追求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的报刊。二者在反对各地政权的舆论压制时坚决维护言论自由,但政治上并未高揭自由主义的旗帜,其形象的社会观感亦不甚佳。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再度出现以“自由”为名的报刊数量激增的情形,自由主义成为部分报刊的思想旗帜和政治目标。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只有不爲變化即進化,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回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説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纔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清末各省大学堂与现代中国大学的缘起

1901年9月,清廷应两广总督陶模奏请,谕令各省设大学堂,前因虽是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倡言在省会改书院为高等中学,却是混淆专门学的高等学与大学,令疆臣们进退维谷。袁世凯率先想出挂羊头卖狗肉之策,以大学的名义办中小学的正斋、备斋,化两难为两便。各省争相跟进,纷纷效法,上演了一出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闹剧。壬寅、癸卯学制拨乱反正,重回各省高等学堂的轨道。不过,作为普通学向专门学的过渡,来自日本特有的高等学堂究竟应该是一省教育的最高学府,还是大学堂的预科,直到民初仍然聚讼纷纭,摇摆不定。而各方就此展开的争论,对于时下平衡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仍有借鉴作用。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

清代学术, 以江淮为渊薮, 影响及于民国。学海堂时期粤学地位上升, 但南学之于岭南只能言籍贯而不能讲居处。浙人把持北京学术界的情形, 持续到 ３０ 年代。虽然章太炎派代桐城古文家而兴为历史进步,地缘垄断却阻碍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派成为北学的代表, 与南高学派分庭抗礼。而南北学的对流, 使北大派在与外界冲突激化复杂的同时, 调整自我, 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格局。     

胡适与国际汉学界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之广,历时之长,或可称最。论国别则有法、英、德、美、俄、瑞典、瑞士、日本、朝鲜,论人物则包括夏德、钢和泰、伯希和、伊凤阁、高本汉、斯文赫定、尉礼贤、佛兰克、庄士敦、翟理斯父子、维列、苏熙洵、慕阿德、李约瑟、阿列克、戴密微、恒慕义、傅路德、魏特夫、狩野直喜、小柳司气太等,几乎囊括世界汉学研究机构及各国汉学名家乃至后起之秀。见多识广弥补了胡适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劲不够,使之在议政从政之际保持作为学界领袖必不可少的学术鉴赏力。但国际汉学的巴黎、京都两大主流派成员对于胡适的学术主张与成果不无微辞,这对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胡适及其所引导的主流派颇具讽刺意味。由此可以显现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