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密术“颇瓦法”

看了《邓肯自传》,总觉得俄国诗人叶塞宁天真得象个孩子,他的诗我只记得一句:死亡并不新鲜。而今天提笔写这篇文章,便不由自主地将这句诗写了下来,总觉得心中有些想法要寄托于此了。 电影里常常有这样的话:“连生都不怕,那么还怕死吗?”我相信世上一定有人不怕死,比如英雄伟人,比如高僧大德,但     

苗族纪实

第五章如潮涌来他们无处不在！萨温医生准确地概述当时的情形,并以埃及的瘟疫、成堆的青蛙相比喻,“会进入您的房屋、进入他们的寝室、上到你的床上、进入你仆人的住房,上到你们的头上、进入您的烤箱,最后进入你的揉面钵。”不管你走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在厨房里,在餐厅,在书房,在起居室,在客厅,在教堂（他们上下躺着两层！）,在学校教室,在院落,在马厩里,在台阶上,早晨、中午和晚上,他们无处不在！如果主妇想进厨房准备早餐,她必须推开征用了所有空间与火炉的人群。如果我们在餐厅用饭,只有于奇异的目光注视之下进行,…     

略论清代内蒙古的厅

满洲兴起于东北,在入关以前就已征服了内蒙古地区,随即开始进行编旗。在蒙古各部原有社会组织的基础上,结合满族创建的八旗制度,实行“盟旗制度”,旗札萨克有直接管辖旗内属民和土地的权利,在朝廷则设理藩院间接统治蒙古地区。清朝统一全国,为各民族之间、内地和边疆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关内无地、少地的汉族农民不断流入蒙地,开荒耕种,越进越多,禁而不止。对这些流民,需要有一种妥善的统治措施,既能让流民在新垦地定居,又可使属于朝廷户籍的汉族“民人”不致流失,不能让蒙古王公所辖人口突然增多,渔利坐大。于是将…     

关于新形势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施路径的探究——以日照市为例

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是做好革命文物工作的时代要求。文章以日照市为例,对当前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状进行调研,总结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加强机制、制度建设,在机构、队伍、资金方面做好支持保障,以及科学规划,创新手段,进一步拓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新渠道两方面阐述,就新形势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施路径进行探究。     

名门后裔——我与张之万之孙张公骕的交往

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1948年春才经人介绍到当时天津一所著名中学——新学中学去任教。到校以后,校长领我到教员休息室去认认同事。在十几位未来同事中唯独坐在屋角的一位中年人不知怎么却吸引我坐到了他旁边。他有一张长着连鬓胡子的大方脸,总带着一种微微的笑容。他姓张,名公骕,河北省南皮人,比我约长七八岁。他是     

致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信

舍尔纳,星期二,[1905年]11月7日(?)日亲爱的柳波芙·伊萨科芙娜: 我认为,您最好采取这样的立场,即您既不要参加多数派,也不要参加少数派,并准备为两派中的每一派工作,只要它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而不是去同另一派斗争。您必须发表意见,就像我一样。目前属于少数派的每一个人所不得不呼吸的那种空     

蒙古经济危机的现状与趋势

80年代中后期,蒙古经济已呈现出危机或衰退的症状与前兆。90年代伊始,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终于肇致了危机的爆发。当前蒙古国内的经济危机不但已经对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变得更加深广。     

汝阴侯漆器的纪年和M_1主人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两座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有“汝阴侯”铭文的漆器和铜器。漆器铭文中有“元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纪年。《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八期上发表了《阜阳双古堆西双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读了简报,获益颇多。但简报认为“汉初纪年除了文帝有前元十六年的纪年外,其余纪年都没有超过八年的。因此漆器上的铭文‘十一年’应是文帝前元十一年的纪年”,并认为“双古堆M_1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阜阳汉简《诗经》的传本及抄写年代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简牍,阜阳汉简整理组从中整理出一百七十余条《诗经》残简,其中有今本《诗经》《国风》中的六十五首,《小雅》中《鹿鸣》、《伐木》等四首。由于简片破碎严重,所见各诗仅存残句,有的则仅存篇名。尽管如此,它也使我们窥到了迄今为止,《诗经》最古的本子的一些原貌。 阜阳汉简整理组的胡平生、韩自强两位同志将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诗经》及今已亡佚的鲁、齐、韩三象《诗》做了比勘,认为它不属于鲁、齐、韩、毛中任何一家《诗》的传本,“是否与《元王诗》有关也无从考证”,因此“只好推想它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李学勤先生在《马王堆帛书与楚文化的流传》一文中曾推测阜阳汉简《诗经》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 古代文献最初成书或抄写的年代虽然距今已很久远,但是由于不同时代使用的文字形体有所不同,即使同一时代而不同地域的人在用字习惯上也有所不同,再加上我国古代又存在着避讳这一独有的历史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最初成书或抄写的时代印迹。根据这些印迹,我们就有可能判定一部古代文献成书或抄写的时代。阜阳汉简《诗经》当然也不例外。     

关于《道命录》的卷数及有关内容

《道命录》是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晚年的著作,成书于理宗嘉熙三年。（1239）。《道命录》从历史角度,采用编纂文件与注文论述相结合的体例,记载程颐、朱熹进退始末,从而说明宋代一百四十年间道学三起三落的兴废历程。为我们研究宋代党禁,程颐、朱熹生平,乃至李心传的政治思想,提供翔实的资料。 《道命录》成书以后,由南宋新安朱申,于理宗淳祜十一年（1251）刻于九江。（朱申《道命录》序）据《宋史·本传》载,该书为五卷,而收录在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中的则为十卷。《四库全书》载内廷藏本也为十卷,与《本传》所载不合。 《四库提要》据内廷藏本,元至顺癸